前言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的最不确定的重大挑战，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达成的全球减排协议是涉及全人类的最大全球性公共产品，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共识，但是减缓气候变化趋势却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巨大的不平等。由于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近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国际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成为气候变化治理的难题。由于《京都议定书》只是一项约束力极小的国际公约，既缺乏必要的惩罚手段，也缺乏最基本的激励机制。目前，发达国家自己并没有实现减排目标，却要求发展中国家主动减排，这就陷入了“全球减排悖论”。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决定人类命运。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哥本哈根举行，与会各方将共同寻求《京都议定书》的后续方案，提出全球2050年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和行动方案。从国家各自的短期利益看，不减排、少减排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到头来所有的国家都会受损，并不区分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哥本哈根绿色地球高峰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它的深远意义要到2030年或2050年才能真正显示出来。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的未来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仅具有多样性，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仍然不能就减排目标和义务达成全球协议，全人类都将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作用举足轻重。首先，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和第一大二氧化硫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同时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责无旁贷。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也无法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从历史责任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责任。 其次，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自然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中国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国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响应与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议。但是，目前中国国内的环境意识、气候安全意识并不牢固，经济发展与环境、气候改善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国内对于减排的经济损失仍然顾虑重重。 再次，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责任、有能力推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9年9月22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再次重申，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胡主席还向世界公开承诺：“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就气候变化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在舆论环境、节能减排技术以及能效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减排政策任重道远。 最后，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任何国家的拒绝和懈怠都可能造成全球的失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碳排放大国则更显得举足轻重，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排放大国的合作，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都无法实现。 如今，气候变化从已经从一个全球环境问题演变为“碳政治”问题。中国的策略基本上在既定规则框架下为本国争取利益。与以往的国际谈判不同，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熟悉规则并参与了规则的制定。 但是，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形成一套统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碳政治”战略。 基于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和全球治理难题的认识，本研究旨在提出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减排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减排路线图。 本项研究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对世界200多个国家进行四组分类，取代传统的两组分类；根据世界主要排放国占世界总量来确定相应的减排贡献。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全球治理两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分类为基础的四分组原则来替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分组原则。第二大原则是以污染排放大国减排主体原则。我们的方案明确指出，2006年高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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