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尚未引起人类关注前，温室气体排放权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当人类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后，气候谈判日益成为热点。达成世界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和行动对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将产生深远影响。2009年12月7至1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目标是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设计惩罚和激励并存的自我实施机制。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加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各国的政策目标也不同，达成双向激励的政策框架难度较大。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实施碳预算、征收碳税、征收碳关税应对气候变化势在必行。而发展中大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难度较大，减少碳排放、征收碳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大。虽然各国的会议诉求迥然不同，但是谈判的焦点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减排量、减让等重要议题。 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据专家估算，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每个家庭每年要为此多支付64美元，并大大增加了中国的现代化成本。对这一减排承诺，国内外反应声音不一。 为了争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中国有必要阐明在碳减排问题上的基本原则、立场以及近期应该采取的行动。 一、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减排实际行动 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速度快，减排压力很大。但是，中国选择了既对自己负责，又要对世界负责；既对当代人负责，又要对后代负责的态度，以实际行动履行着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义务和责任。 1.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2008年，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3000美元，世界排名106位，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一定距离，按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4007万人。中国人口众多，每年净增7000多万人，消费需求大。同时，仍然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2.中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后半段，人均碳排放量低。虽然中国各个省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一样，有的已经完成工业化，有的甚至还在前工业化阶段，但整体而言，目前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而美国已完成工业化，其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目前世界年人均碳排放量为4.3吨，中国为4.1吨，美国为19吨，远低于发达国家。 3.中国节能减排工作起步晚，“碳捕获、碳储存、碳利用”等技术较落后。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真正快速的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由于起步晚，中国的节能减排技术研究进程慢、水平低。另一方面，受较低的人均财政收入制约，中国人均节能减排资金量投入较少，现阶段中国“碳捕获、碳储存、碳利用”等技术较落后。 4.中国已经并正在为减排做出积极努力。近些年来，中国本着对世界负责，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努力。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开始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5.中国为减少碳排放所做的巨大贡献。一方面，中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国家发改委应付气候变化司表示，中国如果能实现“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目标，将节能20%,减少16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在国际上是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目标。另一方面，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强。据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调查，自该组织开展公众环保意识调查以来，2012-2008年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比例连续三次进入前三名，调查还显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支付意愿也在逐步提高。 二、气候谈判中的基本原则 大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全球性的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果不制定规则加以约束，“公地悲剧”将难以避免。国际气候谈判的根本原则是科学、高效地配置有限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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