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杀训练”看日本教育体制
学生自杀再引轰动
去年9月29日学校召开体育节的午饭时间，该男生被3名同年级学生用汗巾捆住手脚，被胶布封住嘴巴，并由其中一名学生背着，另外两名学生则用脚踢该男生的背。这一幕被周围多个学生和老师目睹。
2012年7月3日，一些暗中调查的结果被公布出来。16位接受暗访的学生分别说出了“（自杀男生）每天中午休息时被要求做自杀训练”、“（被同年级学生）要求练习自杀方法等”受凌辱的实情。还有一些目睹了该男生受辱的学生说，“同年级学生猛打他的胸、腹和脸，并且跳起来踢他”。而且，还有14名学生说老师放纵学生如此恶劣的行为，“老师也睁一眼闭一眼”、“本来应该引起重视的老师后来竟然也与打人的同学们一起耻笑该男生”。
但事件发生之后，大津市教委“出于担心参与凌辱学生教育的考虑”，并未直接让参与凌辱的多数学生确认“自杀训练”的事实。民众纷纷向大津市教委提出“作出详细说明”和“真诚认错和道歉”等要求。同时，电视新闻也频频播出事件报道，并对市教委提出严厉批评。
一直对事件表示沉默的大津市市长越直美也遭到指责。今年一月份上任的越市长三月参加了自杀男生所在中学的毕业典礼，当时，有男生含泪告知，他在小学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时受到同学凌辱，“至今已经两次想到过自杀”的情况。当时越直美坚决地说“建立没有凌辱的社会是我的责任。”然而，在“自杀训练”事件发生后，民众到市政府抗议，市教委遭到猛烈批评时，越直美作为市长也没有认真听取事件原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善后事情纠缠不清
据调查，该男生与几名凌辱他的学生原本是朋友关系，暑假时曾经一起出游并一起玩游戏。由于该男生在短期内花去如此多钱，当时男生的父母也曾经过问此事，但男生谎称是用钱购买学校乒乓球队用的球拍和游戏软件等。警方估计，该男生可能是去年夏天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恶化并遭到凌辱，想用钱来缓和双方关系。
今年2月，自杀男生的父母向三名凌辱儿子的同年级学生、学生监护人和大津市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约7720万日元。但是，三名被认为凌辱该男生的学生均否认，称他们是在“玩游戏，不是在凌辱男生”。而大津市以“与（学生）自杀没有过失责任”为由拒绝赔付，于是男生家长与校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全国调查报告称，去年明确的学校凌辱事件比前年增加了6.7%，达到7.76万余件。尽管很多受害家长都要求通过诉讼来获得真相，但对于作为被告方的学校来说，往往鲜有积极出示于已不利的证据。而熟知“凌辱自杀”审判的独协大学教育教授市川须美子指出，“受害家属所要求的莫过于事实真相。虽然由外部人员组成的第三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最为重要，但法院也需要根据老师和涉嫌参与凌辱的学生的法庭证词对定论作出相应更改。”
大津市市长越直美在7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要对事件重新调查。并成立相关者参与的调查委员会。”此次她明确表态，市里终于开始认真对待此事
7月17日，第二次辩论在大津地方法院举行。尽管只有36个旁听席，但一大早就来到法院门前争抢旁听席位的民众达341人，竞争如此之高，足见民众对于学校内凌辱事件的
关心程度有多高。不过，法院这次明确说明了原、被告双方有可能协商解决的意思。对于这一说法，有幸抽到旁听席位的西村邦夫说：“自杀学生的父母要求赔偿的诉讼合理合法，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在大阪府寝屋川市从事服务业的男性说：“尽管最终双方可能协调解决，但解开真相是最重要的。希望能够看到被告方的诚意。”
在此次口头辩论中，大津市的态度与第一次截然不同，承认了男生自杀与受到凌辱的因果关系。而且，在休庭后大津市的代理律师也向受害者方表达了道歉。他说：“由于学校和市教委的调查不充分，对充满绝望只好选择自杀的学生和他的家长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深表歉意。非常对不起。”但是，作为自杀男生父母的代理律师的石川贤治在休庭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此次辩论结果表示非常不满，他愤怒地传达男生父亲的话说：“儿子的自杀难道不是学校见死不救的结果吗？”同时，石川还在约70名记者面前宣读了男生父亲所写的材料，并说明走上诉讼程序的原因是“想问问应该如何做才能营造同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出现的安全的学校。”
因此，是否最终和解目前还难以判断，需要等待法院的再次审理。
凌辱事件频发的原因
为什么日本的学校频繁发生凌辱学生事件呢？除了学校本身比其他场所更容易出现这类事件外，日本学校不断对学生带来压力的组织结构也是造成凌辱事件的原因。在日本，由于班级和座位都是固定的，每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班级度过一年学习，期间要接受学校的各项限制、老师的严格管理和学生之间的竞争等残酷考验。
学校也是孩子们交友的场所。但是，各班的学生组成并不由学生自己来决定，因此其中就有一些学生属于“凌辱（他人的）学生”。学校经常有运动会、郊游和修学旅游等各种活动，每当这个时候，老师们总会为如何将参加活动的学生们组成一个“班”感到烦恼。因为尽管大多数学生都对老师“将某某同学编入这个班”的意见表示赞同，但总会有同学说“不行”或“麻烦”之类的话。
通常，凌辱事件多发生于 军队或警察等实行严格的官衔制度、人际关系需要保持更为牢固的场所，或者在残酷而严格的竞争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凌辱往往多被人用来消除内心压力。而在学校，不仅学生当中存在低年级学生称高年级学生为“前辈”并经常受到凌辱的事件，老师间也存在年轻老师因看不惯老教师经常强制他们去做事的“凌辱”现象。
学校将学生牢牢集中在一起的这种“浆糊”式管理方式对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浆糊“管理是日本社会常见的集体行动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所有的学生都害怕有一天自己不知什么原因就被排除在外，因此大多数学生始终都生活在一种担惊受怕的环境当中。为了与其他同学友好相处，一些同学组成一个个小的集团，有的是由一些经常被欺侮的同学组成，而有的则是由一些专门欺侮其他学生的学生组成，不管是哪种小集团，每个集团都是由其中一名学生负责协调学生间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由于每个小集团都由一名学生说了算，因此小集团的势力不断加强。为了与以强欺弱的集团周旋，弱势集团必须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在强势集团里已经将某个学生定为凌辱对象，但学生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它的残酷性，如果某位学生无法实施凌辱计划或者看不懂集团头目的意图，那他将可能被排除在集团之外并被当成另一个被凌辱的对象。因此，即使在强势集团内，并非每个学生都知道如何去行动或者应该如何说话，他们始终都生活在一种紧张状态中。
正因如此，学校发生凌辱事件的现象始终都无法消除。但是，为什么学校要有意隐瞒学生凌辱事件的真相呢？
过去，日本的学校对凌辱事件有两种看法。一是将凌辱事件看成是“学生之间打架斗殴等”，二是认为凌辱事件是因为“父母等家庭的原因”。因为一旦凌辱事件被认为是由于学校或老师的原因，那么教育委员或者学校校长必须有一方来承担责任，这对他们的仕途来说无疑是一个污点，而且还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学校采取的对策是尽可能含糊其辞地应对，而隐瞒事件真相就是最好的体现。
但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学生在学校被凌辱是因为本人性格上的弱点、父母的教育方法和家庭问题造成的，而学校或地方对保护受凌辱学生的意识非常强。但实际上情况却不是如此。此次大津学生凌辱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在学生自杀前，老师和学校（教委）都对学生本人及其父母发出的求救信号反应淡漠。
不用说，学校是向正处在成长期的学生们提供学习指导和生活指导帮助的一个集体场所，但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保障学生的安全。类似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老师的不成熟和许多学校关于保护学生的体制不健全。而在大津学生凌辱自杀事件发生后，日本全国各地法院相继对学校发生的凌辱事件进行了审理。自杀学生的父母孤立无援地向政府申诉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教育委员会形同虚设
学生自杀之后，大津市教委在凌辱问题上的调查和信息公开不全等糟糕的表现备受指责。不仅仅是大津市教委，日本的教育委员会制度也遭到批评，称教委尽管在制度上负有地方教育行政的最高责任，但除了主管教育的委员之外，其他委员并非全日制，而是兼职，因此，教育委员会实际上形同虚设。凌辱自杀事件让日本教育行政上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
大阪市市长桥下彻7月12日对大津市教委的做法予以强烈批评，称大津市教委是“脓疱中的脓疱，是教育委员会制度功能丧失的典型例子。”在事件发生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除了全日制教育委员、大津市教委秘书长泽村宪次出席之外，其他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员全是教委事务的官员，而大津市教育局局长和其他官员并未出席。这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提出政治参与教育行政相关教育条例的桥下彻认为，教育行政由事务方主导，责任所在模糊的行为令人怀疑。尽管桥下彻存在“与政治介入有关”的不同看法，但他声称要加强地方领导对教育行政的管理职能，明确责任所在。
通常，日本的教育委员会给人以事务局的印象，狭义的教育委员会是由地方领导任命的5名教育委员组成。作为与地方行政相独立的机关，教育委员会在教育方针和教育措施方面具有决定权。在此次学生自杀事件中，尽管越直美市长在处理死者家属要求赔偿的诉讼中表达了协商解决的办法，但泽村提出了反对意见。
大津市教委也有五名教育委员。泽村和另外一名委员是
教师，其他三位委员分别是医师、私营业主和公司职员。除泽村外，其他四名委员都是兼职上班，报酬按日计算。在大津市，兼职的教育委员每日报酬为2.35万日元。
据大津市教委称，此次凌辱学生事件相关的调查结果是以召开“勉强会”的非正式会议向教育委员们通报的。尽管市教委于去年12月的定期会议上通报了此结果，但据称五名教委一句表态也没有。一些教育相关人士称这可能是因为“尽管是教育委员，但所做的事就像是志愿者的工作。”还有些人指出，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中，教育委员的管理职能有限。
曾经担任鸟取县县长的日本前总务大臣片山善博严厉指出：“如今的教育委员不负责任，成了教育局的座上客。”身为领导与教委打交道的片山认为：“教师是一个集团，是一个意识非常强的群体。”关于此次大津出现的学生自杀事件片山称，“本来教育委员应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决问题，但给外界的印象却是他们在相互包庇。”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现任大阪府教育局局长的阴山英男指出，“教委理应承担全部责任，但教育委员由毫无办学经验的外行担任，这使教委的负担过重。”
自杀事件也让日本文部科学省引起高度重视。为了配合大津市的调查，该省儿童学生科的乡治知道等三名职员被派遣到大津市执行为期两周的支援工作。野田佳彦首相也强调说，“欺凌弱者是件可耻的行为。作为人，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拥有一颗感同深受的心。”同时他还说：“最为重要的是周围的孩子们。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独自一人，一定有人会保护他们。希望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能与老师和父母商量。”
学校作为孩子们集中的场所，必须是安全而且安心的一个场所。日本的学校本应该遵循这一办学体系，避免凌辱事件的发生。因此，建立一个体制来有效监督身负保护学生安全责任的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今日本全国的学校、教委和教师不仅失信于民，而且其体制隐蔽。
要想恢复学校的信誉，学校的运营需要各地区、监护人与学校的共同合作。一旦发生像与此次学生自杀事件那样轰动社会的事情，各地区居民、监护人和学校的对应机关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仅凭老师的判断，而是应该相互协商取得共识从而为事情的妥善解决做出努力。
最为重要的是学校要成为一个让学生更能感觉到快乐的场所，努力减轻学生的压力，在竞争和管理中让学生和教师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其次是各地区与监护人共同合作建设学校，多听取学生的意见。否则，日本政府所提倡的要将学校办成一个民主、更多地听取外界呼声和开放的学校只能成为一句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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