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分析了扩大内需存在的问题，深刻认识到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之策，进而对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扩大内需；经济发展；战略取向 一、从1978年至今扩大内需存在的问题 第一，没有将扩大内需从战略高度来把握，而是当权宜之计来对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没有从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扩大内需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剖析中国实施的扩大内需战略。对中国大国经济发展最早进行分析的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与其他小国家不同，中国具备实施大国发展战略即扩大内需战略的前提条件；二是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对外贸易的有效结合，必将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即中国实施大国发展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并不是说放弃对外贸易，而是将扩大内需与对外贸易的有效结合，就像中国政府目前制定的稳外需、扩内需的战略思想；三是中国如果实施与扩大内需战略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则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会更大。由第一点可以看出，斯密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性在内而不在外，即中国经济发展应重视扩大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要将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和重心放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还可以看出，斯密先生认为中国作为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小国的发展战略根本不同，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特殊性揭示了出来；由第二点可以看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都是整个世界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外在条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求将内需和外需更好地结合起来；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就必须按照战略体系本身的内在要求，对战略体系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设计，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三点反映了制度建设在新的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斯密提出这个观点已经二百多年了，中国大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大国的实际依然，其观点仍具有指导作用。 由于对大国而言其经济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和经济聚集效应使得其将经济发展战略的侧重点放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依靠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拉动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的发展方式转移，实施扩大内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对扩大内需认识存在偏差。 偏差一，忽视了经济建设规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市场由供小于求逐渐转变为供大于求。但随着矛盾的转变，我们并没有实现从供给转移到内需着手的发展战略上来。这说明，对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扩大内需战略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还有很大的领域需要再研究和认识。 偏差二，忽略扩大内需实施的阶段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资本、技术、管理、劳动者素质等不足，中国只能实施以对外开放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但随着历史条件的成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随着资本日渐充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实施，实施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条件已经具备。 扩大内需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原有内需市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以弥补外需下降。中国根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内需市场，而不是什么“外需下降、内需补上”这样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表象问题。无论是内需市场结构问题还是消费型与积累型内需市场比重失调问题，无论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还是中国经济宏观结构问题，都非国际金融危机而起，而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存在、长期未决的结构和比例合理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只是将原来中国内需市场的结构性、比例性、合理性问题加以放大。扩大内需战略的科学定位，是要建立一个中国自身的合理的内需市场。 二、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 （一)以城镇化拓展内需增长空间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应以加快城镇化为依托，调整优化城乡和区域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但备受众多决策者和专家推崇的城镇化建设，正面临新的挑战。影响力周刊记者调查显示，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战略重要指标的“农转非”正遭受冷落，甚至一些曾经转为城市市民的农村居民也开始念叨农业户口的好处，要求“非转农”。这与以“让更多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市民”为重要标志之一的城镇化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 “就大趋势而言，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农民身份转变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城乡差距不解决，‘三农’问题就无法破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只能是一张画饼。” 怎样让农民自主进城而不是被动进城，让农民与市民一起享受城市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城乡共舞。 农民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农民生活形态和职业形态的巨大转变，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不仅仅是户籍转变就完成的。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不仅要消除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即基础设施的差异，更要从根本上消解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心理空间上的鸿沟。 同时完成农民市民化需要对应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农民在城镇的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系统改革工程。农民是否选择成为非农业人口，其关键还是在于利益问题。推进“农转非”需要推行的措施首先是缩小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利益差距，尤其是要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二)调整分配格局，增强扩大内需能力 十余年来，中国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走低，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收入分配面临三大问题：一是财富向政府、资方、垄断的“三集中”；二是最突出的差距是城乡差距；三是收入分配不公中的三个重要现象：A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等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产生非常大的社会影响；B收入流动性明显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收入流动性较高，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同阶层的变动性较大，但此后，收入的流动性明显下降；C父辈的背景、收入水平等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强。 因此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是分配调整要有整体战略思维。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在的劳资冲突、突发性群体事件等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密切相关。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要明确“市场做什么？政府做什么？资源怎么配置？”，只有明确了这个战略，才能够系统地解决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社会福利供给、农产品价格等问题。二是国有资本要从竞争领域转向公共领域。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国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配置于市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调整分配基本格局，需要加快国有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如果国有资本不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造成“国进民退”，收入分配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7. 中国 .Com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