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
文学创作是一种包含着丰富作家情感特色和个性的艺术，作品中无不体现了围绕着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文学作品又是现实生活的三棱镜，它巧妙而委婉地折射着生活的万千气象。因此，文学创作就具有了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内因和外因的问题。二者是互生互动的，只有很好的协调才可以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一、 中国文学民族性的表现
民族性主要是指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特性，它是自己所独有的，与其他的民族可以很好的区分开来。这是民族性自身的骄傲和真正价值所在。具体来说，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既可以表现在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方面，又可扩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民族的创作。
（一）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民族性是比较明显的，这又可以从多个方面来体现。有学者就认为，“民族文化传统，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文化景观，这一切之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不可或缺的……”［1］下面具体说明。
1、客观的民族文化风俗的生动展示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原生态的民风民俗，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都有很突出的描写。如苗族身份的沈从文在《边城》中描画的龙舟比赛、相亲走“车路”“马路”的习俗；还有水手和妓女的自由恋情等。藏族身份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对藏族土司制度的描写（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2］）还有在《格萨尔王》中对藏族英雄的人性化描写；扎西达娃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中篇小说《西藏，隐秘岁月》中对西藏文化的描述等，无不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有学者指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等的小说，最为引人关注的不是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而是草原文化的另类风景，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的看点就在于对遥远、神秘的藏区文化的展示上……”［3］还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对蒙古草原的风俗人情的展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的刻画，无疑是他们的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
可见，这些作品取胜的法宝之一便是对他们熟悉并深爱着的民族文化风俗的写作。它们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客观资源。
2、主观的民族审美观的独特抒写
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们对自己熟悉地方的热爱，对异地和城市文化的厌恶、排斥等主观感情。如沈从文笔下神秘美妙的湘西风光，老舍对满族的文化批判，回族身份的霍达和张承志笔下的坚韧勇敢的穆斯林文化赞歌等，都渗透了作家对自己民族的丰富感情。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割舍不掉他们的民族身份的，于是在作品中便自觉地表露出他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和审美情感。
例如，沈从文作品中时刻流露着对苗族人民的歌颂和向往，同时也写出了对于当代社会中所谓文明的不满以及抨击。这种“和城市文明完全不同样式的湘西社会经验注定了沈从文把目光倾注在童年记忆中民风淳朴、世外桃源式的湘西，希望用这优美的人性、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命强力为被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现代‘文明’所束缚、异化、戕害而形成的怯懦、虚伪、萎缩性人格和残缺人性重新注入生命的活力……”［4］
因此，主观的民族审美观的独特抒写，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感情来源。
3、 作品中语言运用的个性化
可以表现在作家运用自己熟悉的地域化语言写作或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语言。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对各种地方习俗的描写，用的是词典式的方言抒写；阿城的长篇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便是“对川西北嘉绒藏区本土文化的‘人类学笔记’或‘笔记式的田野报告’”。［5］美国的马克吐温，除了其幽默的文学特色外，最重要的便是对当地方言土语的生动运用。有学者指出，《山乡巨变》
在当代文学史上频频引人注目的是文本语言上大量方言土语的采撷与运用。主要表现在一些特色方言词汇和益阳山乡农民的俗语大量进入文本。《山乡巨变》中大量益阳方言口语“民间话语”的存在，可以看做是一种民间生活图景的文本再现。［6］
还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各具特色的语言，如老舍笔下的人物的京腔京味，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语调，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的豪爽直白的方言等。类比当今强势的网络媒体而言，其中充满趣味的方言化电影便非常流行。如河北王宝强的“傻气”，喜剧演员黄渤的方言味，大到粤语的流行，国语的提倡等，都是一种民族语言特性的表现。因此，作品中语言运用的个性化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显著标志。
（二）汉语写作的民族性
对于国内来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我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对外来说，汉语的写作便具有了巨大的民族性。它可以影响到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费孝通先生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主张。［7］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
一些知名作家们曾在“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学术研讨会”上很好的阐述了他们的汉语写作思想。如刘震云、莫言等一系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是杰出的汉语作品。还有余华、张玮等作家的作品都畅销海外，很好的宣传了汉语写作的魅力。高行健作为第一个中文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更加激励我们要坚持并创新我国汉语的文学写作。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也说，作为一个作家，她也经常地意识到，自己的写作牢牢地扎根于“吾土吾民”。“当我坐在书桌前时，我的书写首先是也根本上是面对着那些和我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同胞们。如果我的感受、想象和思考首先能够在他们那里得到呼应，那么，我愿意相信自己就能够自信地面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8］这些都说明了他认同坚守中国汉语写作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个性的必要性。
其实保持风格和个性是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特色并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就一直旗帜鲜明地提倡“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指出：“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俗、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还有“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9］这说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的文学观的重要性。
令人骄傲的是，我国文学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别具“中国特色”的作品。赵树理的通俗小说，写出了北方“山药蛋派”的独特；孙犁塑造着“荷花淀派”的美妙；鲁迅刻画出了国人灵魂的国民性（如阿Q典型的塑造）；沈从文描绘着桃花源般的《边城》；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等，无不具有深刻的民族性解剖与分析。这些作品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的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但是本质上或是主体上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塑造，仍然是我们中国特色的“镜与灯”。
总之，汉语的写作是我国文学立足于世界文学创作的基础，必须坚持并使之发扬广大。
二、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表现
（一）现代性理论探讨
现代性是当今全dash;—民族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的使命感，并且把文艺作为自己这种深沉灼热的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自觉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作家。”［14］还有学者分析老舍和沈从文的现代批判性时指出，他们“对现在文化形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一个是带有一定批判性的赞美和肯定，一个是完全拒斥和批判……”［15］其实虽然他们一个用现代西方的视角，一个则用民间湘西的文化视角，但都具有着现代性的崭新思维。而且更加可贵的是他们一直立足于对自己少数民族身份的现代性关照。
总之，现代性因素对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2、对个人创作实践的影响
由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作家的个人创作实践也发生了变化。现代性“对于个人而言”的后果，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和追求”。［16］具体到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关注小人物，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如老舍笔下的沙子龙、骆驼祥子、月牙儿、儿童小坡等，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夭夭、傩送、天保等人物，无不具有了现代性视野下的人物特色。他们既天性美好又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处于矛盾状态中。作家很好地运用了现代性的艺术思维进行人物的刻画和关照。有学者对老舍《五虎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进行了矛盾性的分析，指出“他的困惑产生于和传统‘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传统和现代的两难境地中他陷入了无助悲凉的心绪里。”［17］可见，现代性因素使老舍的创作发生着改变。
在现当代文学中，我国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创作流派和团体。如文学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七月诗派、九月诗派等，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等，他们都是适应一定时期的现代性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创作无不受到“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
三、 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和谐统一
民族性和现代性是相互作用和发展的，只有二者和谐统一才能促进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首先，立足于自己特色的民族性，全面大力的挖掘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这是作家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和活水，也是作品成功宣传和推出文学作品的决胜法宝。这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和那些
鲜明的坚守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例如藏族女作家央珍就指出，“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的确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融；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18］因此，作家创作必须坚实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深挖其民族性特色。
其次，紧密关注现代性发展，吸取其中富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因素。对于文学创作而言，现代性作为一种外因的发展因素，有很多与时俱进的新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吸收。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通过对西方的丰富的新型文学思潮和创作手法的借鉴，产生了一批风格多样而民族特色突出的优秀作品。如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余华对荒诞派手法、黑色幽默的借鉴等，无不促进了自己创作的提升。
阿来在记录他的藏区游历的《大地的阶梯》一书中写到关于藏区游记，他“不想写成一本准冒险记，不想写成滥情于自然的文字，不想写成文明人悲悯野蛮人的文字。我想写出的是令我神往的浪漫过去，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19］这体现了他能够顺应现代性的发展，紧跟时代变化的步伐去创作。
最后，避免二者的对立，努力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其实民族性和现代性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而盲目坚守自己的民族性，顽固排斥现代性的发展，只会使自己的文学创作走向庸俗化。
总之，现代性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应该参与现代性，分享现代性，同时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性特色。这样我国文坛上才会出产生越来越多的充满民族特色而又包孕现代因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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