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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城址面积、城市繁荣程度可以看出,中山国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庞大。战国中山国的人口在100万左右,根据10%的城乡人口比例,可以推算出灵寿城人口规模的上限在10万人左右。灵寿城内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官僚贵族、军队和平民。灵寿城内有“闾里”居民组织的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对居民实行严密的管理。
在古代社会,人口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研究战国中山国历史,尤其是经济史,人口问题不容忽视。笔者曾根据现有资料对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大致的推测[1],本文将对中山国人口最为集中、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人口构成和人口管理等问题做更为细致的考察。
一、 灵寿城人口规模
中山桓公以灵寿为都,使其成为该国的政治中心,催化了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灵寿城是战国时期中山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由对城址的考古调查可知,灵寿古城城垣是依自然地形而建,平面为不规则的椭圆形,整个城址分成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城东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成组的大型建筑区,西部为大面积的官手工业作坊区;西城北部为王陵区,南部为居民区。整个城址东西最宽约4000米,南北最长处约4500米。据原报告提供的资料推测,其总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城规模宏大,我们将灵寿城与几个时代接近的都城遗址进行了比较,作为千乘之国的都城,灵寿城与这些都城相比,在规模上毫不逊色(表一)。
从以上城址面积、城市繁荣程度可以看出,中山国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庞大。那么能否对灵寿城的人口规模做出进一步的估算呢?
以上这些有关都城人口数量的测算,所用材料一致,方法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差很大,其原因主要是对文献记载的理解不同。笔者认为,苏秦这段话作为说明临淄人口密集、经济繁盛的证据尚可,如以此作为临淄实际户数来进行人口的测算还需慎重。因为即使苏秦面对齐王不存在主观故意的夸大其词,但在人口统计尚不准确及时的战国时代,此一数字还是掺杂了很大程度的主观成分。如再以此临淄城人口为据,推算出每家每户所占面积,然后去衡量其他城市,那得出的结果必定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因资料有限,现阶段尚无法对灵寿城人口的具体数字进行准确的测算,过分精准的数字反而有悖真实。在此,笔者仅就其人口的规模进行大致的估计。
在已知中山国人口数的基础上,根据城乡人口比例,或可间接推算出灵寿城大致的人口规模。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劳动者人数的多寡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汉书·食货志》中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统治者甚至对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商君书·农战》载:“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把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百人务农,一人闲居,可以成王业;十人务农,一人闲居,国家可以强盛;一半人务农,一半人闲居,国家就危险了。诚然,这里提到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反映出统治者对此十分关注。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城乡人口的比重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但因农业人口主要在乡村,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本文不再加以详细区分。
在古代城乡人口比例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做过深入研究。姜涛对比考察了先秦、两汉以及唐宋以来的城市人口或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春秋战国的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比例,他采用了吴甲元关于齐国城乡人口比例的说法,即城市人口约占8.5%,乡村人口约占91.5%,认为此说法倘若确有所据,应该可以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般水平;汉代的城乡人口比例,采取的是徐扬杰的说法,即汉代的非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最后大致判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人口在正常情形下,基本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而非农业人口维持在总人口的16.7%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具有其内在的稳定性。作者所用材料丰富,论证严密,得出的该比例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此外《先秦人口研究》一文也认为战国时期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0%左右。
根据笔者的研究,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人口在100万左右,以城市人口占10%的比例计算,则中山国城市人口应在10万左右,灵寿城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这一规模。
二、 灵寿城人口构成
人口的构成不仅可以反映人口的一般性特征,还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灵寿城内居民的身份是各种各样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官僚贵族、军队和平民。
贵族官僚 都城是最高统治者和国家权力机关所在地,乃贵族官僚聚集之巢穴。灵寿都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有6处,其中位于东城东北区的三号夯土建筑遗址规模最大。从勘探调查及所采集到的标本综合分析,三号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灵寿城内的宫殿建筑区。其正南1500米处的七号夯土建筑群,与三号遗址大致处在一个中轴线上,应属官署类建筑。这些重要的建筑遗存,无疑是为贵族官僚等统治者所占有。陵墓区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寿城的王陵墓地一共有两处,即城内王陵区和城外王陵区各一处。城内王陵区北面为中山桓公墓,南面为成公墓;城外的两座陵墓分别为中山王■墓和哀后墓。这些王陵均有十几米高的封土,自上而下分三级台面,顶部原有享堂建筑。成公墓西测的三座中山王族墓属中型墓葬,也都有夯筑封土和车马坑,其中M3、M4还各有一座陪葬墓。城址外西南部的现下三汲村发现有墓圹在7×9米和6×7.5米的大型战国墓各一座,蒲北村北、岗北村东和孙家庄南三处墓区内也发现一些墓圹约4×6米～3×5米的中型墓,这些应该是灵寿城中小贵族的墓葬。从宫殿基址和墓葬来看,各级贵族官僚确是中山灵寿城的统治者。他们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却是消费的主体。他们对于城市经济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其奢华的生活需要大量物品来满足,因而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所需的大宗消费品并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的实物支付,不正常的消费又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军队都城乃国运所系,需要大批军队在此保卫。在灵寿城城垣垣基的勘查中,发现有四处与城垣垣基相连而外凸或内凹的大型夯筑附属建筑。第一处位于东城北垣西端,主要是用于驻兵保护东城北门阙。第二处筑于王陵区内的西城垣中部,其北侧为王陵区的西门阙,因此这座建筑应与护卫门阙有关。第三处位于西城西城垣的南部,周围散露出大量的空心砖、板瓦、筒瓦、素面半瓦当、碎陶器、箭镞及红烧土的堆积等遗物。此建筑大于其他三处附属建筑,根据暴露于地表的遗物分析,这处大面积的夯土建筑似为军队的驻地。第四处在西城最南端的城垣上,可能主要用于河防。由这些城墙防御设施建筑遗址以及出土的兵器可以想见,当时的灵寿都城肯定是重兵把守之地,城内驻兵数目可观。灵寿城址周围发现许多随葬铜剑、铜戈、铜镞等兵器的小型墓葬,随葬品特点鲜明,其主人无疑应该是生前为中山国冲锋陷阵的士兵。
平民主要包括士、农、工、商四民,他们是城市中各种劳动的承担者,也是城市人口的主体部分。士的涌现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人口构成上的一大特点。许倬云先生在班固“古今人表”所载范围内,比较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中“新人”(即士人)在表中人物总数中所占的不同比重。根据他的统计,在春秋时期,这种出身寒微、来历不明的新人平均占总人数的26%,战国时期则增加到55%[10]。春秋战国时期,家道衰落的上层贵族和下层中拥有专门知识和技能者构成了新兴的士阶层的主体。各种各样的士,如文士、武士、辩士、策士等等,在战国的舞台上表演着他们特有的技艺,为时代发展增添了无穷的活力。《吕氏春秋·贵卒》中提到的中山国的“多力者”吾丘鸠,《战国策·中山策》中“挈戈”随中山君而战的二人,都属于练得一身本领、报效其主的武士。《战国策·中山策》中还提到中山君“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可见中山国士的人数十分可观。战国时期尚贤养士之风盛行,中山国铜器铭文中处处显示出中山君主对贤人的渴求,实际政治生活中,中山君对司马喜、张登等士人也是倍加信任和重用。这种对贤才的招揽政策,使得大批士人集中到都城之中。《管子·大匡》云:“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这里的“不仕”就是指没有当官的士,他们仍然要耕田,和农民都居住在靠近城门的地方,就是为了出城耕种的方便[11]。
战国时期城市的工商业功能大大加强,但城市居民中仍然存在农业人口,考古资料也证明,在一些繁华的都市内依然有农业人口的存在。灵寿城址内有三处比较大的居住遗址,其中二号居住遗址出土有磨光石凿(凿长10.6厘米)和陶网坠,这些出土遗物说明这里居住的很有可能是从事农业的人口,且二号居住遗址紧邻西城墙,靠近城门,这也和文献记载及其他都城考古中农业生产者的聚落遗址所在位置大体相同。
前述灵寿城之繁华,集中表现在“市”的人口密集,而毫无疑问,“市”中密集的人口多为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中亦载中山之地乃温、轵商贾贩运经营之地。中山“仰机利而食”的民风,即与其商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灵寿城的商人在发展中山国经济上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总之,灵寿都城人口主要由官僚贵族、军队和平民构成。官僚贵族和军队是城市内主要的消费群体,消耗大量国家财富,但同时这种消费客观上也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士、农、工、商四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合理的人口结构无疑会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上层人口的急剧增长,平民生活的恶化,则会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灵寿城人口管理
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为了使城市人口生活在一个正常而有序的环境里,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管理。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
城市居民管理是在城市居民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国都的规划:“五家为轨,伍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管子·小匡》中的记载与之大体相同。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临淄城居民组织系统大致分为轨、里、连、乡四级。这其中“里”和“乡”的地位十分重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晏婴告诉齐景公:“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墨子·明鬼》中说:“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 ;“内者宗族,外者乡里”;“取亲于乡里。”《吕氏春秋·安死》曰:“皆乡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上诸篇中每言及城市居民组织,多称 “乡”、“里”,或将二者连称。乡是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居民组织的基准单位,而里则是乡辖下的区域单位和城市居民的聚居单
位[12]。
《战国策·中山策》中提到,中山国的士居住在“穷闾隘巷”,此“闾”即“里”也。《周礼·地官·大司徒》载:“闾、里皆二十五家。乡谓之闾,遂谓之里。”可见“闾”是和“里”一样的单位,只是称呼不同,在城市中称“闾”,在乡村中称“里”。有时“闾”、“里”也并不严格区分,《战国策·齐策》有“乃使人听于闾里”之言,诸子中“闾里”连称也颇常见。由此可知,中山国城市中也有“闾里”这一居民组织。
那中山国是如何在“闾里”这一居民组织基础上实施具体的人口管理呢?根据文献记载可窥其一二。《周礼·地官·闾胥》载: “闾胥各掌其闾之征令”,闾胥掌管本闾有关征收赋税、徭役的命令。《周礼·地官·里宰》载: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里宰掌管清查本里人数,以及六畜、兵器数,执行有关政令。城邑中闾里的执掌人物为“闾胥”和“里宰”,他们的职责明确,就是对闾里实行严格的管理。“里域不可以横通,闾■不可以毋阖”[13],里周围用围墙封闭起来,且里中只设一条直通的道路,在道路的一端或两端设置里门,并派人把守,以便控制里中居民。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对城市居民采取的这一封闭式管理模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一直延续了千余年,直到宋代方废弃[14]。“闾里”组织通行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城邑中,所以,《管子》中所讲到的有关闾里的管理制度,在战国时代应是带有普遍性的,我们可以藉此了解中山国灵寿城内的居民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战国中山国灵寿都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根据城乡人口比例推测,其规模的上限应该在10万人左右;主要由贵族官僚、军队和平民组成;城内有“闾里”居民组织的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对居民实行严密的管理。
马世之:《略论楚郑都城市人口问题》,《江汉论坛》1988年1期。
蒋刚:《东周时期主要列国都城人口问题研究》,《文物春秋》2002年6期。
吴甲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焦培民:《先秦人口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0] 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
[13] 《管子·八观》。
总结：人口问题论文：浅谈中山国灵寿城人口问题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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