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30年的持续转型变迁，经历了重建生活、再创历史，我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巨变。中国社会学有幸与这一历史性过程相遇，赢得了学科发展的“大时代”。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巨幅画卷中，社会学理论得以展现它的抱负和追求。回视30年的轨迹，中国社会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基本态势——在时代的社会实践中穿行、与现代性的快速流变竞跑，通过现实生活激发的创新动力，使自己不断更新已往的成果。同时，几乎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上，中国社会学理论都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大领域、主要分支领域、应用研究或专题论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恢复重建至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动向
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恢复重建到世纪末的20年间，是中国社会学理论重新奠定基础和快速推进的阶段，理论研究的重大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学者们主要涉及了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价值中立”等问题。特别是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在相当时期内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学者们指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它的创始人以及后辈社会学家力图明确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郑杭生等）。总体上看，较有主导性的观点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如“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费孝通）。“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郑杭生）。
第二，关于社会结构研究。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结构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主要内容涉及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研究，如社会结构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理论流派有关社会结构的基本观点等；社会结构的动态研究，主要从历史的、变迁的角度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内外扰动因素、结构重组、结构变革等动态变化给予分析；社会结构的优化研究，涉及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的优化趋势、失衡现象、负面影响及其问题解决等。其他研究还涉及了城乡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群体利益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第三，分支社会学理论研究。如社会信任理论，包括对西方社会信任研究述评、中国人人际信任、中国企业组织中的信任关系、中外社会信任比较研究等；社会资本理论，对西方相关成果的引进、介绍和评论，从社会资本视角对中国私营企业家群体、乡镇企业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研究等；社会网络理论，涉及了西方社会网研究、社会网理论与社会分层、社会网络资本与社会流动，以及城市家庭网络现状和变迁、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网络资源的关系等研究。进入本世纪后，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区的研究中，这些分支社会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上世纪末，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形成了三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其一是“社会运行论”。1985年7月，“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的提出（郑杭生），开创了我国理论社会学有关“社会运行”研究的先河，在其引领下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社会运行论”是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的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谢立中）。这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类型及区分原则、社会运行五大机制、社会指标理论及应用、社会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二是“社会转型论”。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如郑杭生），开始了社会转型研究。在我国学者的关注下，“社会转型”逐渐成为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进行描述、刻画和分析的框架性视角。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在研究中形成了“社会转型论”，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社会转型效应、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社会转型与新型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三是“学科本土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必然及趋势、社会学中国化过程，社会学本土化与国际化、全球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等。上世纪末，郑杭生等在研究中提出了“学科本土论”。这一理论通过论与史的一体性研究，在时空跨越中展现出世界各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历程，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内涵、目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以及学科本土论与现代化理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世界格局、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及未来趋势等，给予了系统研究，表现了对“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追求。
二、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时代和实践的重大议题的提出，使中国社会学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缘，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前一时期研究主题在本世纪初的延伸。如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基本问题、学科建设和学科规范、“价值中立”、社会行动研究、社会学反思等的深入探索，表明理论研究正在退去稚气、走向成熟。中国学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西方社会学的深刻危机和中国社会学的时代机遇，当代中国的复兴正在敦促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中国社会学理论应当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社会学但又吸取其各自强势的学术创新道路。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新世纪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注入了新的动力。其一是表现在理论视野的扩展，如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知识与政治、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学的实践性、本土性、大众性、普及性，以及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学自主性等诸多问题上，也反映出理论研究的传统题
材与当代论域相互跨越融合的趋势。其二是在新的研究题材方面，理论创新表现出强劲势头。如现代性研究，形成了“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及其关系研究（郑杭生）；在全球化题材上，学者们探讨了全球化对于社会学的挑战与创新机缘，展望了全球社会学的前景；风险社会与社会安全研究已成为理论社会学及应用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制度社会学研究囊括了调解制度、组织变迁、产权制度、婚姻制度、民俗制度等丰富内容。其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学者们涉及了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和谐社会与阶级阶层及群体关系的协调、和谐社会构建过程的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合理配置机制、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优化等。其他如社会公正的理论系统、基本原则、政策和对策研究及相关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建设等；社会建设的内涵及理论，社会建设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建设与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社会建设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在新世纪的进展。郑杭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两项新成果——“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社会互构论”对当代社会学新理路、全球现代性转折、本土社会巨变、社会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现时代社会生活过程蕴含的“社会互构”关系及机制，多元行动主体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和具体的探索。“实践结构论”通过当代社会学研究的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的两个视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重大趋势作了具体分析；针对“狭义转型论”的误导，阐明了广义社会转型论的基本观点，指出现代性是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过程；阐述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和中国社会学的“顶天立地”的精神；分析了现代性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阐述了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传统”实质上是“现代”的另一面，是对“现代”更深刻的表达和揭示。
三、小 结
30年的掠影，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概要如下：在研究内容和视域方面，理论研究最初几乎涵括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大领域，后来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了各个分支领域、应用研究或专题论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凝练和提升、深化和细化，使得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社会变迁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具有俯视性、统揽性和覆盖性。研究趋势有两个重要走向：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不断从表层向深层推进，思考上也从原有的单线式向复线式发展；二是从对西方及本国的社会学理论资源中，发展出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前者使中国社会学理论呈现出多重进取的复合品性，后者使社会学理论的宏观构建成为了一种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趋势。基本特点则表现出双重品质，即实践的服务性与学术的独立性。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催生了社会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也使这一学科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影响日益增强和深入。学术的独立性使社会学理论研究始终保持了对学科基础理论的关注和探索，通过锐意创新来实现社会学知识的积累、传承和系统化。
在对以往回顾的同时，也可以察觉出今后需要修正的一些倾向或偏差。一是在基本思维方式上，仍存在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土”不化等现象。应力避各种形式的单极思维方式，进一步促成不同视野的密切关联和相互贯通。二是在理论话语上，简单地引进、推介、复制或亦步亦趋地模仿，仍是较为常见的“学问”方式。应进一步强化自我的主体意识，提升话语的自主性和主导性。三是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上，理论研究仍然相对薄弱，理论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往往呈相互游离状态。应增强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力戒在使用方法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对研究结论的随意推论、泛化和扩展。四是在学术独立性问题上，对于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仍反映出某种深度迷思。事实上，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理论的实践穿行是学术独立的根本方式，也是追求更高境界、更多原创性、更富有思想性的理论成果的真实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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