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意识形态的统治机制
两位政治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及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有助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改造和文艺革命的连系。首先，葛兰西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葛兰西分析现代国家的统治形式，认为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暴力统治的机器是相当不够的，他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分别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域」的形式中。国家有效的统治，是由国家强制性机器与意识形态统治的结合。除了用强制性机器维持政府与社会秩序外，还须利用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领导，使之在心理上认同与服从。4较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更多地从上层建筑寻找决定的因素。领导权实质上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涵盖国家阶级统治的本质，更多地获取被统治阶级的认可和同意，为统治阶级提供更多和更可靠的社会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对全社会实行精神的和文化的领导，通过对全社会的弥漫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取得社会广泛的同意和统治的合理性。这使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共同观念和信仰，这个观念和信仰具有对社会整合的作用，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的功能。另外，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图塞的重要贡献在于，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实践和作用进行考察。阿图塞从职能上把国家机器分成为「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镇压性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是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且能够有效地使用强势性力量。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是相对于国家的私领域）中发展出来的各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具有控制性功能，而且也会再制对国家有利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有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私立学校的体系），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信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电影等），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5葛兰西及阿图塞把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用形象化的语言加以说明，指出上层建筑的不同要素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可以对整体的社会功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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