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代城市社會，許多研究者借用西方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以權力運作為視角，在國家─社會的互動或所謂「第三領域」中去審視研究，或認為中國近代不存在「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或認為近代以出現了「市民社會」的雛形等等1。這些研究給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角度和收穫，但以具西方社會歷史情境意義的「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概念為原形在中國尋找對應或對比，固然可以發現原本忽略的歷史事實或對其做出新的解釋，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對中國社會解釋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且容易導致對與「範型」相關現象的強調以至「過度闡釋」，而忽略中國近代城市社會的本土性特徵及中西複合的一些方面，如「外啟後發」的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密不可分，但與西方不同，二者非自然而生，也非呈並進之勢，相反，城市現代化因外力切入而啟動，且以鄉村的落後為代價，城鄉之間呈二元對立。所以，離開了中外互動、城鄉互動來談論中國城市現代化往往難見森林，拋棄農村談論近代的市民社會也難免不足。在中國近代城市中，不僅是似乎與西方「現代性」組織、制度等「理想型」相關的「積極、進步」的一面可以反映國家／社會的權力運作，在本文所論述的「消極、落後」的中西合力而成的城市社會問題──吸毒和賣淫，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研究可以脫離單單尋找西方社會影子的思維定式和國家／社會的二元論，於日常生活中發現權力的滲透及社會問題的結構化進程，使其在反映中國近代城市社會時更切實際。
一 吸毒與賣淫
鴉片戰爭以降，外力入侵，中國先後有約開、自開商埠一百有餘，它們在歐風美雨侵襲之下迅速發展，早期現代化得以啟動，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城市面貌也大為改觀。但同時城市社會問題也日益嚴重，且和前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吸毒和賣淫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問題。
資料來源：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輯：《社會學界》第五卷（1931年6月），頁115。
大致說來，娼妓數量與城市規模成正比，縣級城鎮幾十上百，通商大埠則逾千上萬。且統計數字多是公娼人數，因私娼暗地營業，無從統計，且人數一般多於公娼，由此推算娼妓數目更是驚人，如有人估計30年代上海娼妓人數當不下十萬7。娼妓等級也很齊全，如北京公娼可分為小班、茶室、下處、老媽堂等，上海分為長三、麼二、花煙間、釘棚等。妓女數量多、層次全，是賣淫走向社會化的表現，也正是為了適應近代城市不同階層嫖客的不同需要。
這兩個近代城市中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種現象，而且是一個過程，是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一部分，並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其存在和蔓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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