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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俄罗斯改革正处在亦步亦趋地遵循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另辟蹊径的十字路口。研究表明，中国、巴西、印度、新加坡等非西方国家成功的改革方案更适合俄罗斯国情，这些方案的要点包括：明确的改革动机、长远的目标规划、能够履行管理职能的政府以及社会的积极参与。
关键词：现代化;改革;俄罗斯;非西方国家
作者简介：谢列兹尼奥夫(Селезнев П.С.)，男，俄罗斯联邦政府直属财经大学国际合作部主任，政治学副博士，从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译者简介：刁科梅，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东正教与俄罗斯哲学研究。
校者简介：张百春，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31-09
一、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受到的质疑
从2000年中期开始，俄罗斯就表达了走改革之路的愿望，并宣布了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发展与进步的雄心勃勃的规划。但是，要落实这些现代化规划，只有当局的意愿是不够的，甚至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划拨大量资金也是不够的。国家领导阶层选择创新的动机才是决定性的，这个动机是改革方针的战略基础。
宣布实施改革规划首先是那些努力实实在在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的领导阶层的政治选择，这些国家都表现出跻身于地区或全球规模上领先地位的雄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坚持 “正确的”、自由民主的方针，在经济上坚持市场优先地位的国家才拥有进步和高强度发展道路的垄断权。
“进步”和“快速发展”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西方先进国家政治文化一开始就从这样一个公理出发：必须保障人在大地生活中最舒适地生存，甚至当宗教范式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教会是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时期也是如此。然而，西方基督教信仰(天主教、新教)在自己道德和政治方针上同其他世界宗教(首先是东方的宗教，包括东正教)的优先选择方针有重大区别。“领先地位”和“竞争”精神首先在新教伦理中获得了体现。新教伦理主要是指向“此岸的”，并把人在大地上的积极性看作是对神的献身。相应地，勤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神的恩赐。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当代一些学者也坚持类似的观点。在克莱涅尔院士主编的分析研究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作为现代经济伦理文化以及对待劳动和商业活动的现代道德态度的基础，大多数公设与规范都根源于新教伦理。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西欧国家经历了重大的精神转折，其实质在于对劳动与财富的重新思考。根据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家路德和加尔文的观念，劳动不是惩罚，而是人的神圣天职和使命。劳动的目的不是赎罪，不是摆脱游手好闲的罪恶，而是获得和增加财富，积累财产，追求利润。对劳动的作用的重新理解，再加上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方针，还有财务方面的成就，又导致了对财产与财富在人生中的作用的新评价。在新教伦理中，财产十分重要，它是个性自由的核心与基础。”[1](P38)
多年来，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西方政治的基础，这种政治的目的就是保障发展的快速特征和达到全球领先地位。不但如此，从这种世界观里又引出这样一个观念，即西方在其与外部世界、另外类型的文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有着进步的、文明传播的使命。同时，这里只承认历史进步的线性方式，这种方式的基础首先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观念。相应地，进步的所有其他基础(精神的、文化的等等)或是被放到括号外面，被认为是“次要的”，或者在原则上遭到排斥。相应地，针对“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只承认他们有追赶式发展的权利，而且还要按照西方先进国家所开辟的道路发展，只能按照由西方“确立”的“样板”发展。西方经济上最初的“假斯文”开始逐渐地得到“政治进步”观念的补充，在这里，西方又在觊觎全球领先地位和“为时髦立法的人”的地位。所有其他政治发展方案都被认为是“偏离的”和“不正确的”。这种立场的顶峰是“民主输出”的观念，1980—1990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个观念都获得了推广。它的一个公设就是，全人类都必须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方案发展，与此同时，不但要否定极权和专制的模式，甚至还要否定与民主制对立的形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就是对政治和社会经济进步的这种独断解释的极致。他宣称自由民主和市场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事实上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成就”，而西方在为世界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是绝对的。
然而，21世纪初，这些结论变得可疑了。
第一，这个时候弄清楚了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不是普遍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冒险，尤其是对那些作为“下家”的“非西方”国家。
第二，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使得现代西方自由市场基础的普遍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比如，竞争、自由市场、国家对经济的不干涉等)遭到怀疑。此外，不排除我们正面临着西方经济模式危机的新阶段的开端，甚至是新的“大萧条”的开端，这就更加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为过时的西方教条寻找合适的替代物。
与此同时，对世界上的独断领先地位的丧失导致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遭到怀疑，并且使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进步战略”在维持着上述主体内的稳定，保障社会能够团结在当局周围。
比如，对于美国居民而言，自己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球领先地位是原则性的。在理论上，这些情绪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民主联合会前执行长官(1985—1991年)斯特劳斯在其“单极性”的概念里反映出来。他的观点如下：“随着两极世界中苏联一极的解体，国际体系成为单极的。现有的‘单极世界’事实上已经存在，它是由在全球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民主工业国家组成。美国又是单极世界里的主导强国。”[2](P78) 至于欧洲国家(首先是作为欧盟一体化的“火车头”的那些国家)，他们早就定位于“社会享乐主义”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全球领先地位(哪怕在与美国的联盟内)早已变成不断提高本国生活水平的一种可能性，这又可以保证他们的政治稳定。但是，在这里，人们也能够理解，把希望寄托在17—20世纪那些过时的标准和概念上，会导致大规模的失败，因此，他们也在尝试寻找摆脱业已存在的“绝境”的出路。
但是，最近10年，对改革概念以及保障改革机制的自由主义解释已经成了问题。除了前面指出的那些危机现象外，“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现代性“进步”日程的要求(并且是有相应的改革成就为根据的)日益强烈。而且，这涉及这样一些国家，他们在不久前还完全处在世界的边缘，甚至都没有人假定他们能够成为全球领袖国家，即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尽管他们做出的利于改革发展的选择主要都是政治上的，但是，在动机上，他们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别。
二、非西方国家的经验
对某些“新手”而言，向改革轨道的过渡是其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超越自己强大对手的唯一机会。中国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20世纪末实现了改革冲刺，目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方面已经超过了欧盟，并“从后面紧追”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努力加快改革发展的速度。比如，在200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国家改革体制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把重点放在政策的新方向上。这里指的是缩减进口工艺的开销，积极促进在技术工艺市场上的谈判，刺激个体企业改革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中研发支出的份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水平。
在国家层面上管理中国改革体制的国家机构的地位和比重是引人注目的。这些机构包括：负责战略决策的关键机关——中国国务院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和实施改革政策的一系列部委和组织(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部委，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科技部);间接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部和办(财政部、商业部和人力资源部)。
如果考虑到中国不掩饰自己对全球领先地位的愿望，并且在世界所有地区积极推动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改革规划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不仅仅增加国际“分量”和资源潜力，而且还以最积极的方式向“非西方的”国家推介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获得成功的模式，其基础是保卫传统，但是又不在根本上打破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和思想体系问题十分重要。经过长期讨论，中国的精英们对于领导方针达成共识，一方面，这个方针允许实行改革;另一方面，它又能保持国家与社会基础的稳定。于是就出现了新的权威主义的观念，或者新权威主义(неоавторитаризм)的观念。它主要的意义在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关系与政治民主在中国应该逐渐成熟，要在强大而严厉的政权监督之下，同时，政权要指向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立场的拥护者们坚持，新的权威主义原则上区别于以前的权威主义。他们认为，旧的权威主义是这样一种体制，它在封闭循环的框架内运行，在这里，强大的政权逐渐被经济和社会不断增长的矛盾颠覆和摧毁，其后将出现混乱和无序，这些混乱和无序本身又将被新政权平息，等等。新权威主义为自己提出的目的不是维持社会“现状”，而是社会有活力的发展。其结果就为民主制改革创造了条件，但这是和平的、进化式的改革。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拥护者们坚持，只有通过全面现代化的途径才能过渡到民主政治。不过，现代化不是瞬间的，而是分阶段的和多方面的，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创造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条件。
还有一个改革的动机与许多国家保证内部社会政治稳定的努力有关，保持这种稳定性的手段主要是克服大多数居民的“长期”贫困。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他们的改革规划基本上都带有“社会的”指向，虽然这并不排除他们同时要求取得地区领先地位和加入与西方对立的全球联盟(金砖五国)的愿望。
在最近20年里，巴西大力发展企业，建造了大约400个科技园区，其中聚集了6300家机构和公司，拥有35 000个就业岗位，每年交易额达到25亿美元。巴西政府在2007年通过的、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次改革运动”纲要极大地促进了改革。这个纲要支持在技术创新研发领域里展开活动的公司。纲要在科技部的名义下发布，由资助科研与项目的代办处具体实施，与分布在全国的25家大科技园区合作，这些科技园区的目的是促进技术革新领域里的商业机构的发展。借助于改革的“冲刺”，这种快速发展使得巴西从2003年到2010年间把贫困的水平降低了50%。2011年8月，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提出了“巴西工业的伟大计划”，其目的是帮助国内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宣布所通过的决议时，罗塞夫指出：“这是一场为保卫处在国际市场上的巴西工业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在那里，竞争经常是不公平和残酷的。我们应该为刺激改革及时地提供相应的税收和财政方面的保证，但不能陷入保护主义。巴西有两项任务：克服本国货币强劲增长的后果;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
在这里，我们又能够发现国家领导集团和改革思想家们依靠传统的愿望。根据俄罗斯学者吉尔昌诺夫的观点，“巴西现代经济思想不能完全归结为研究现代经济货币政策、银行部门、农业经济，以及巴西对国际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参与。巴西经济的历史也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历史经验和遗产被现代巴西经济学家们看作是民族经济模式运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对于发展现代化的巴西经济理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对古典著作的兴趣，不仅仅是国内的，而且也包括国外的，首先是南美近邻的古典著作”[3]。
传统上，印度也被归入非常贫困和社会分化十分严重的国家。这种状况由于严格确定下来的社会等级(种姓制度)和人口过多而获得强化和巩固。除此之外，贫穷也是英国殖民政策的后果，这一政策一方面致力于残酷剥削所占领土的资源潜力(印度在1949年前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另一方面是实行“分裂与统治”的原则，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政策里，都在实行这个原则。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少数“统治阶级”拥有过度的财富，而绝大多数居民却是赤贫的。 然而，随着印度国家的“成熟”，其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自尊心的提高，以及对国际生活的积极参与，克服上述社会失衡的需求也就出现了。正如世界实践所表明的那样，只有在改革冲刺的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才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否则，他们注定要走毫无前景的“追赶式发展之路”。独立印度的第一位总理尼赫鲁这样说过：“当大量资源被白白浪费，由于饥饿而等待死亡的穷人都在向富裕国家移民的时候，只有科学能够解决饥饿和贫穷、不卫生和文盲、愚昧的迷信和习俗等问题……”[4](P34)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以强大的经济增长和改革领域的加速发展而著称。决定这一情况的是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国家经济向改革阶段迈进的预备阶段结束了，另一方面出现了非常需要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所构成的“处于转折点上的大众”。比如，在2004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居民达到53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5%)。国家因此获得了必要数量的相对地受过教育的、尽管还很贫穷的青年人，他们掌握了英语，并且因历史上形成的联系而有可能积极地努力到美国和英国去进修。顺便指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一系列服务行业领域都是世界主导中心的印度改革的侧重点，比如软件、商务外包和工程技术等领域。其中，在2000年中期，印度占了大约45%的商务外包市场和大约65%的网络科技外包市场的份额。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国家领导集团着手下一阶段的改革。2003年，印度政府发布了面向国家改革发展的下一批倡议。比如，这些倡议要求“非官僚化”，吸引学术机构的学者和代表参与管理专业的部和厅;增加对研发的投资规模，到2007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为大学和科学实验室提供技术转让的权利(以前，这是需要国家批准的)。甚至宣传要在研发系统内部建立财政刺激政策，既包括自己的研发成果，也包括外包的研发成果，还要对知识产权立法进行改革。
2000—2010年，印度国家支持和发展改革的组织基础结构继续形成，目前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了。它包括中央各部、各州政府下属的部、地方教育机构(研究所、大学、中学、教育中心)、国家层次和各地区的委员会、法律机构网络、立法组织等等。此外，为了公正，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机构中的许多部门的功能有时候是相互重叠的，经常妨碍“中央路线”的贯彻执行。
印度改革发展的下一步计划体现在2007—2012年的第11个五年计划中：国家计划对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教育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
因此，2012年，就对改革领域的投资规模而言，印度在世界上名列第8位。从1995年开始，投资规模每年增加大约8%，而国家在冒着风险的投资者那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国内和国外的投资使得印度急剧强化了自己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这样一些领域，比如汽车制造、软件研发、电信和生物技术。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类型的投资保护方式使国家相对安全地经历了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虽然美国和欧盟市场经受了危机的重创，包括汽车制造和网络科技领域，但是，在印度正相反，这些领域呈现增长的态势。真正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是，在2009年危机的顶峰时刻，印度的汽车集团公司塔塔(Тата)投产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纳诺”(Нано)，一下子收到12万份订单。除此之外，在危机的条件下，国家领导阶层成功地吸引国外公司参与到当地汽车业，这些国外公司感兴趣的是在印度领土组装自己的零部件，因为这里有技术上相对熟练的和廉价的劳动力。
至于马来西亚，在这里，对国内商业活动和国家企业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利用限制进口来创造“温室”条件，这就能够维持健康的竞争环境。此外，在马来西亚，发展国家企业还肩负着专门的任务：为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在各民族团体之间重新分配经济潜力。一旦国营企业开始顺利运行，它们就被转让给马来西亚的实业家们。
经济潜力的提高使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得到缓解。从1970年初到1990年中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下降了，在城市里从22%降低到4.5%，在农村从45%降低到22%。
此外，在克服了自己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后，国家步入了改革之路，甚至全球经济危机也没能动摇马来西亚对发展的追求。为了创造条件，让世界市场的负面趋势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宣布制定新的经济模式，它将保证国内总产值增长的水平，在2011—2020年之间，年增长率不低于6.5%。
政府提出的最高任务是把马来西亚变成高收入和具有发达的国内市场的国家。马来西亚的目标是居民人口收入增加到每人15 000美元(现在是7000美元)。新经济模式还考虑到实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措施，以便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依赖。这里还考虑到增加教育的支出，以及刺激企业家积极性的措施。减少贫困也是新经济模式的首要任务之一，虽然在2011年国内贫困水平完全没有超过7%的“警戒线”。然而，新经济模式还是提出任务，要在实质上降低所有阶层居民的贫困水平，不分种族的归属。[5]
同时，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改革之路为巩固自己在伊斯兰共同体中的影响提供可能，甚至在未来可以试图挑战波斯湾的那些君主制国家在这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
对某些国家来说，现在，改革现代化成了在地区竞争环境下生存和成功的保障。例如，这里涉及韩国和新加坡。根据许多专家的观点，在21世纪，亚太地区会逐渐成为政治和经济“时髦”的主要立法者。但是，现在在该地区已经展开激烈的竞争战。在这些条件下，只有通过改革“飞跃”，才能确定自己的地位，更不用说要战胜对手了。新加坡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在新加坡，急速的现代化使国家地位迅速提高，保障了他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立场。至于韩国，这里地区竞争的因素又得到了政治体制竞争问题的补充。从1953年开始，韩国和朝鲜处于“冷战”状态。为了动员居民的支持，韩国领导集团必须定期展示成就，保证不断提高自己公民的生活水平。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上面指出的非西方改革现代化模式中，大多数都获得实施，或者是在非民主(专制的)框架内，或者是在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下。与此同时，在这里，作为“进步动力”的不是私人商业活动，像在西方国家那样，而是国家政权，它既是类似改革的订货人，又是这些改革的监督者。这种情况尤其涉及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和韩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印度和巴西。
作为国家与个人合作的非常有效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看韩国。在韩国国家经济中，资本的集约与集中的过程导致大型金融工业集团(财阀)的出现，它们是在贸易公司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各个领域的公司，它们都是巨型跨行业公司。大约50个集团在国家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其中就有这样一些著名的集团，如“现代”、“三星”、“大宇”、“LG”。它们成功发展的特点在于，不去追求短期效益，而是保持和加强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其手段是从一个生产领域过渡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另外一个领域。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表明，投资知识密集型产业能够带来多大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实施直接和间接的控制。[6](P166)
与此同时，从上述国家的居民和领导阶层的观点来看，“改革抉择”的具有吸引力的方面是这样一个情况：在这里，现代化并不要求放弃民族传统以适应西方的“质量标准”。如实践表明的那样，严格遵循美国和欧洲发展次序根本不能保证“反映式现代化”国家取得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突破”(这个“原则”唯一的例外可能只有日本，尽管“民族性格”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大)。此外，对国外影响的依赖往往使得“适应式的”国家相对于“监督者”而言处于服从的地位，实际上取消了他们自己选择独立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三、对俄罗斯未来改革的启示
至于俄罗斯，在这里，其实和在中国一样，在鼓励和实施改革规划的事业中，主动权都在领导阶层。而且，俄罗斯追求改革现代化的基础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一方面，俄罗斯完全“自私地”保持自己对国家的影响，这就使得他能够控制大量机构和商业的资产;另一方面，俄罗斯明白，不进行定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实际上就不可能保证国家的发展。
鼓舞着俄罗斯领导层致力于改革更新俄罗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希望以拥有被承认的“股东”权的身份“加入”世界权力机构，也就是成为“全球股份公司”的平等参与者，哪怕拥有“小股东”权。在这一想法里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全球化过程要求世界主要国家必须密切合作，从2000年起，俄罗斯就开始追求恢复“大国”地位。而且，根据国内权力阶层的大部分人的意见，俄罗斯要想确立这样的地位，必须与世界发达国家积极协作，从他们那里获得通向世界“奥林波斯山”的“通行证”。相应地，在最近10年，俄罗斯上层领导的努力就是为了争取这种权利。然而，在此条件下，也需要理解，只有在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经济指标可以与“此世的强大国家”相比的情况下，这种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渴望进入“全球股份公司”所要求的不是限制自己的主权，而是实用地和一贯地捍卫自己在世界上发挥影响的权利——这种影响与其在“控股”中所占比例一致，捍卫在与自己的国际合作伙伴对话中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当局在2007—2012年制定和实施的改革“日程”，也是一种进入全球精英集团的申请。一方面，俄罗斯因此显示自己与时代的一致性，以及对现代化政治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希望加入世界精英俱乐部，不是凭借“原料上的小兄弟”的权利，而是凭借作为名副其实的21世纪高效国家的身份。
在俄罗斯，以知识、创造性和对未来远景的看法为基础，建构一个有机的政治经济模式，就要求创造条件，把俄罗斯联邦的科技潜力变成一种政治和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资源。在这里应该指出，俄罗斯联邦领导集团也在评估21世纪挑战的尖锐性，以及国家技术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状态，但是，在此条件下，又考虑到其强有力的经济、人口、文化的潜力，于是，就玩起了“抢点射门打法”。这里提出的口号不是“赶上和超过”而是“超前”，至少是在俄罗斯可以实现重大突破的一些领域里。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给联邦议会的致函(2006年5月10日)中首次提出目标，要改变俄罗斯经济的结构，赋予俄罗斯经济以改革的能力，这个目标要求必须完成以下关键任务。
刺激增加向生产基础设施和改革发展方面的投资。普京在致函中指出：“总的来说，我们今天需要这样一个改革的环境，它能够使新知识的生产以‘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1
强化科研机构针对现实经济需要的倾向。“在科研领域现代化方面，政府和科学院之间合作规划的实施不是形式上的，而是能够带来实际效果，为国家经济提供有前景的科研成果。”2
在所有经济领域里发挥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并为此创造必要的条件。在为落实给联邦议会致函(2006年6月20日)的措施所召开的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深入开发“经济刺激因素，使企业家们能够积极地参与技术现代化，进而帮助营造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生产的环境”1。
国家改革的方针被普京的继任者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继续下去，这在四个以“И”开头的词构成的观念中获得体现：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ы)、投资(Инвестиции)、基础设施(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改革(Инновации)。此外，还体现在给联邦议会信函(2008年11月5日)中提出的主要任务里。这些任务包括：培育人才储备，以便把有天赋的、有创造性思维的和专业的人才吸引到国家和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商业活动中去;复兴俄罗斯教育体制;知识、新技术和先进文化的生产和输出，这意味着在科学、教育、艺术上取得领先地位;改革国家机构。
根据梅德韦杰夫的观点，在此条件下，构成国家政治基础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其中心是人，是个体和公民，他从一出生就被保障有各种机会。人的生活成就取决于他个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取决于其创新和创造劳动的能力。于是，俄罗斯面临的任务就是建立国家改革体系，它包括进入其中的所有不同的主体，它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主体积极参与其中。 政府关注改革发展的观念不是纯粹的宣言。政府制造了一些“生长点”，比如，商业孵化器、科技园区、经济特区、国家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5月成立的战略创新办公室同样也在推动创新规划及其作者的工作。“干巴巴的”数字是这样的：在当今俄罗斯启动了24个经济特区、13个科技城;在12个地区里创建了高技术领域的科技园区;国家总共向高新科技研发区的基础设施(道路、生产厂房、实验室)投入资金大约有283亿卢布。今年，从联邦预算中划拨175亿多卢布用于发展所有经济特区、科技园区和科技城。
然而，俄罗斯改革现代化的任务至今没有全部完成。比如，根据国家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大学第一副校长列昂尼德·戈赫别尔格(Леонид Гохберг)的看法，“有效的改革政策与现存的许多政治因素无法融合”。作为“低效率地带”的例子，他指出了行政税收优惠办法、海关壁垒、国家采购制度和科技资助不与成果挂钩。业内专家认为，改革的弱点还有国家政策的不一致性。比如，降低原油的出口关税打击了石油加工业等等。
还应该指出的是，改革战略至今依然缺乏明晰性。比如，一系列“非经济的”问题仍是不明确的。这包括：什么样的动机将要成为改革的基础，国家、商家、公民的利益在改革规划中的比例如何，什么样的政治、世界观和文化的优先次序可以成为俄罗斯改革方针的基础，如何防止改革创新受到各种国际和国内的“妨碍”(贪污、限制利用国外新技术、来自官僚主义和反对派对革新日程的阻碍)。
我们认为，可以提供如下政治的、形象的和外部的措施，以便活跃和优化俄罗斯改革现代化。
第一，俄罗斯应该明确自己改革规划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对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式的模式或终极目标的不成功选择将导致国家领导层倡议的失败。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一贯地和清晰地贯彻改革构想。现在的处境类似于当时德国政治学家斯密特(К.Шмитт)所描写的处境：“主要的是要让决定在原则上得以实施。”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改革规划是在顺利的“平常的”年代制定的，规划的实施却赶上了危机的和后危机的年代，这样的年代会妨碍规划的执行。至少，目前在社会上，“改革的冲劲”消失了，但是，这种“冲劲”必然要伴随类似的彻底改革。比如，在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巴西、中国、马来西亚等)里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情况。鉴于我们当时“失掉了”作为“大国”的根基，那么现在，改革的热情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只有改革的热情能够让我们在领导集团有效领导下，取得具有政治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伟大成就。
第二，俄罗斯改革发展的倡议最初不是来自于“下面”，而是来自于“上面”。此外，目前又一轮改革的观念在政权集团之外遭到了来自居民和商业团体方面的冷遇。比如，一方面，公民害怕新一轮的“休克疗法”，对当局任何“革新的”规划都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公民由于国内特有的政治文化而拒绝了“革新(апгрейд)”，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保守趋势占统治地位。此外，大部分居民在心理上还处在过去，处在20世纪里，没有准备好接受和理解新的技术化与信息化的现实，进而在这些现实范围内存在和活动。
至于私人企业家，国家领导阶层的改革之路在这里也是被小心翼翼地接受的。在“平等清除寡头”的严格程序之后，企业家阶层完全有理由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正是他们被指定为“振奋改革”“负责”，他们必须从事冒险的长期金融投资。相应地，这个情况导致出现私人商家“逃避改革义务”的行为，他们将选择在最有吸引力的领域里工作。
所以，在推进改革规划的事业上，主要重担落在政府的肩上，准确地说，是落在有相应活动专长的相关精英集团的肩上。恰好是他们成为了改革倡议的主要创始人和外围的活动者，也是规划实施结果的主要受益者。
但是，在改革规划的发展阶段，绝对有必要把企业家团队和社会组织“真心地”纳入到改革规划中去，它们将为改革规划提供“公民的”推动力。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建立21世纪创新国家方面，达到民族一致是十分重要的。实现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把感兴趣的各方吸纳到现代化规划中来(例如，通过在改革企业中创办社会委员会，广泛采用国家和个人合作的机制，划拨改革项目经费，等等)，也可以通过在独立的大众传媒和国际互联网中(其中包括在受欢迎的社会网络中)贯彻有效的信息政策。
与此同时，把社会组织“纳入”到国家改革规划中去，并不意味着一定实行政治自由化。走在前头的“非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在那里，足够严厉和强大的国家政权与改革发展是完全可以“和睦相处”的，此外，正是国家经常成为改革的发起者和管理者。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是特别现实的，因为在这里居民和大部分精英的心里是“非市场的”和“非民主的”。所以，在选择实现改革的机制方面，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总的看来，中国和新加坡的道路还是要比美国和欧盟的道路更近些。
第三，上述分析表明，就自己的整个政治文化而言，俄罗斯及其居民更接近东方的改革发展类型。这意味着，在推进专业领域改革的范围内，必须要考虑世界观和伦理道德因素、大多数公民有影响力的情绪、他们在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方面的优先选择。相应地，在这方面，在改革规划的贯彻过程中，不依靠“享乐主义”的因素，而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就显得更为合理了。当然，改革现代化的社会热情同样起着巨大的动员作用，但是，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领域彻底革新的规划未必能带来迅速的“物质化”效果，因此，在没有具体“实用的”结果的情况下，过分关注社会方面，只能损害规划本身及其发起人的威信。
第四，为了实现改革规划，应该保证严格监督资金的划拨操作，与联邦和地区层次上的贪污腐败进行全面斗争，努力使得改革领域不诚实的官员所获得的回扣数额最小化。不能排除的是，应该把这种犯罪归为特别严重的一类，因为它们不仅常常与侵吞数额特别巨大的国家资金有关，而且实际上还给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带来打击，削弱政府战略的主动权。现在，这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因为国家领导集团已经没有可能为改革规划划拨太大数额的资金用于资助贪污了，如在2000年经常发生的那样。 第五，尽管在改革立法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立法仍然还不完善，要求进一步努力，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努力，从保证稳定性观点来说，政府感兴趣的是俄罗斯联邦的现代化“革新”;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和私人商业机构的外围努力，它们被吸引到“未来技术”领域。在现有立法中，目前缺少这样一些概念，如“改革政策”、“国家改革体制”、“改革”、“改革活动”以及“风险基金”和“在科技领域里小型改革企业的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俄罗斯改革领域发展的效率，使得一些商业机构把国家资金投入到只是大致地与改革有关的规划里。除此之外，现代法治规范无法涉足这样一些活动，如在保障经济竞争力领域，依靠预算资金以及经济多样化和刺激革新和革新发展来实施革新。
在俄罗斯联邦会计部门检查的过程中也查明了，在税收刺激改革领域的工作中，在立法层面上，国家没有实施自己的政策，而在这个方向上开展工作的中小型商业也没有获得国家的附加优惠和特惠政策，这也将阻碍它的发展。审计署的陪审员皮斯库诺夫(А.Пискунов)指出：“应该在四年前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并且是在已经确立的2015年之前科学与革新战略框架内。这个规划指向形成有效的改革体制，保障国家经济技术现代化。改革领域的法律保障在这一文件中被看作是优先选择的方案之一。”(见Httpy：//www.regions.ru/news/2335868/)
然而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甚至在完善“改革”立法的情况下，从实际实施的角度来看，这些规范也将“被搁置起来”。一方面，能源的高价格可能导致这个结果，因为能源的高价格通常会迫使国家领导和精英阶层把改革更新拖延到“以后”;另一方面，抑制改革政策的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它们与俄罗斯经济技术和科研领域业已暴露出来的滞后有关。目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还靠苏联改革的“资源”，这笔资源逐渐地在“衰弱”和消失。然而，在全球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国外伙伴们显然不急于和俄罗斯分享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技术成就。
参 考 文 献
[1] 克莱涅尔.商业活动战略：分析指南[M].莫斯科，2008.
[2] 斯特劳斯.单极性：新世界秩序的同心结构与俄罗斯的地位[J].政治研究，1997，(2).
[3] 吉尔昌诺夫.巴西经济理论：传统和改革之间[J].现代科学研究与改革，2011，(6).
[4] 尼赫鲁.回忆与研究[M].莫斯科，1989.
[5] 波利亚科夫.今天的马来西亚[N].论坛，2011-06-11.
[6] 图列耶夫，沙基洛夫.跳跃前的俄罗斯[M].莫斯科，2004.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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