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花夕拾》中的双重眼光
当时眼光，是指作者所写事件发生时，他看待人、事的角度，评判的标准及当时想法、爱憎情感等，既包括童年眼光，又包括少年、青年时的眼光。现在眼光，指当下作者看人接物的角度，评判标准，想法，爱憎情感，等等。当时眼光与现在眼光并存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作者正是通过这双重眼光透视过去与现在，揭露批判丑恶、腐朽，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抒发真挚的情感。也正是这双重眼光，造成了作者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当时眼光与现在眼光在文中的关系大致有三种。
一、现在眼光看待现在事物
二、现在眼光看过去事物
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通过童年时的眼光描写了儿时的保姆。童年眼中的长妈妈，善良、勤劳、淳朴，同时又有着不少缺点。“常喜欢切切察察”说长道短，使我“讨厌”，又知道很多规矩，使“我”每年要经历“元旦辟头的磨难”，因为据说可以使大炮放不出，使“我”生出几分敬畏，后来踩死了“我”的隐鼠，使“我”怨恨，因为帮“我”买来了《山海经》又重新赢得了“我”的敬意。作者叙述基本用的是当时眼光，因为对于儿时的感情是认同的，真实而又真挚，因此行文中，现在眼光没有出现，只在最后才由“潜”转“显”，“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6］最后这一句，既把读者由童年拉到现在，完成时空的转换，同时又是感情的升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与此相似，基本全篇用儿童的眼光。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行文，还造成了特殊的幽默的语言效果。鲁迅的幽默文风虽然与其取法英国essay幽默、雍容的文风分不开，但《朝》中的幽默更多的是双重眼光造成的。几篇涉及童年的文章，采用儿童的眼光，儿童的逻辑，儿童的语言，幼稚而充满童趣，朴素、直感而又鲜明正确，令人读后忍俊不禁。《阿》文中，写长妈妈睡相不好：“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无法可想了。”［7］后来“我”觉得她深不可测时，便认为：“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倒应该我退让。”［8］在《二十四孝图》中，“我”因为觉得“郭巨埋儿”的孝行太可怕，“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9］幼稚而合情理，儿童心理跃然纸上，造成善意的幽默，不同于戏谑、嘲讽等。
更多的篇章，现在眼光不只是在末尾出现，而是在文章中，时隐时现。
还有在当时眼光叙述事件之后，现在眼光及时点评，画龙点睛之笔，揭露更深刻。在《父亲的病》中：“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13］接着现在眼光出现，恰到好处地评价说：“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14］幽默的话语中，既讽刺了庸医行骗，又使人想到封建礼教那一套是如此虚伪可笑。
现在眼光还经常处于审视的角度，回顾走过的路。如作者在观看完日俄战争的片段后，决定弃医从文，这时插入了一句话：“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15］从这样的话语中，不难体会出作者“怒其不争”的无奈，孤军奋战的无助。在《琐记》中，当时的“我”因为流言，如掉在冷水中，作者插入一段话：“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轻，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16］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流言亦实在可恶，作者回忆至此，仍然气难平（与现实也有关系）。然而从一个纯真的青年，变成今天久经沙场的“战士”，其间经历了多少风雨，作者在写这句话时的心情不难得知。作者就是这样利用双重眼光的灵活变化，领着读者往返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自我回顾，自我反思。这就使文章没有陷入单纯的回忆。
三、现在眼光主导着文章构思语言，影响着当时眼光
无论作者在文章中多么努力回到当时情境，将现在眼光尽可能地潜藏起来，但现在眼光仍然发挥着它的潜在影响力。
首先体现在选材构思上。作者放得开、收得拢，在叙说以往生活经历时，一支笔能够纵横驰骋，如天马行空，时而沉湎回忆，时而感慨迸发，时而勾勒一幅景致，时而揣摩某种心理，时而考核故事，时而旁敲侧击，真正做到“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但细细琢磨，每篇都有各篇的中心。尤其是类似杂文的几篇。《无常》中从迎神赛会的神，写到鬼物，写到东岳庙中的阴司间，再到《玉历钞传》中无常的打扮，再到目连戏中的无常，最后是迎神时候的无常。中间还插入“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这样大段的议论。可是贯穿始终的是作者当下心目中的无常：“这鬼而人，情而理，可怖而可爱的无常。”作者正是据此来组织材料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都是如此。叙事、写人的文章亦不例外。范爱农一开始总和“我”作对，“我”甚至认为“他简直不是人”，“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17］以当时眼光来看，作者是极不喜欢范爱农的，但读者并不觉得范爱农有多可恨，因为本文抒发的情感是以现在眼光为主，而现在，作者是深深怀念着范爱农，带着悲愤的心情叙述着他的潦倒和死亡。
其次体现在语言上，表面看是用当时的眼光描写事物，其实也经过了现在眼光的过滤。在《范爱农》中，当得知革命爆发后，爱农和“我”便到绍兴去，“我们便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他进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18］这段关于辛亥革命后的描写，的确是当时的实情，可是行文风格显然是现在眼光，带有讽刺调侃的意味，是作者在反思过革命失败教训后对革命的看法。“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19］一个“摆”字显然是现在的看法，若是当时就认为是被“摆”还会接受吗？同样，在《琐记》中，作者对水师学堂、矿路学堂虽然用当时眼光在据实描写，但行文显然也是经过“洋务运动是不可能救中国”这样的现在眼光过滤过的。
双重眼光的灵活转换，交替出现，既有利于表达感情，揭示主题，又造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朝花夕拾》具有很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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