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整理国故； 胡适； 传统； 现代； 科学
论文摘要：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运动者发起的，试图以现代的眼光、观念，清理传统、重审、整合文化的一场运动。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以及“整理国故”自身方法的局限，都使“整理国故”陷入困境，不得不偃旗息鼓。本文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整理国故”是一场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由以胡适为首的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发起，主张用现代眼光去重审中国古代典籍，赋予资源以现代意义，再造中华文明的运动。“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立场，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民间化的取向是其具体体现。不过，这场立意甚高的运动在现实中却碰了一鼻子的灰，遭到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等多种因素的内外交困，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环境，认识新文化运动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建设传统的可贵努力，也使我们思考在面对“国故”时到底该用何种态度和眼光。
一、 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 纯粹的守旧派尚不可怕，因为他们与“整理国故”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而将保守的观点与西方最新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声音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更大的敌人。一战后西方社会充斥着悲观的幻灭感，制度弊端的暴露使西方知识界开始反省自身，并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价值。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在《中国与西方的人文》一文中表达如下看法：“中国无论如何扬弃传统中仅为形式主义的部分，仍应审慎，维护它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精神。”[2]杜威、罗素于1920年代初相继访华，皆有类似观点。罗素曾说：“中国固有之文明，如，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往者欧洲尽力奖励生产、开发实业，力求物质文明，迨夫今日，破绽毕露，是又欧洲错误之经验，而中国不必效法者。”[3]在“罗素热”风靡全国，学子们竞相阅读罗素的著作，报刊杂志争着刊载罗素的录，连精明的商人们也用罗素之名言大做广告的情形下，这番话的影响可想而知。一些中国人由此重新获得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推出了文化类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与不是先进程度的区别，而是文化类型的区别。因为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就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保持自身优秀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再去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全盘西化不可取。他们甚至还想用中国文化去救济西方文化，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述：“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他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超拔”对方的历史责任。[4]一批曾积极从事西学输入的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王国维、章太炎等皆有类似看法。
这种观点乍一看与“整理国故”者非常相似，可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到底将“国故”当作知识资源还是学术资源。“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5]两千年来经典一直是中国制度的合法性根据，也是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在西方冲击下，儒家经典作为政治合法性根据受到动摇，但中国传统典籍可以成为社会合法性根据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康有为从今文经学中制造改革理论，章太炎提倡国粹，都是著名的例子。而五四时期无论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献抱有多大程度的肯定，却都坚持认为传统不再能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合法性依据。保守阵营与“整理国故”者的区别就在于此。
“整理国故”者将传统视为一种学术资源，而不是“知识资源”。胡适说:“‘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至于把国故学说成是“应时势之需”，那是根本不懂国故学的性质，是古人“通经治平”的幻梦。[6]胡适曾多次撇清“整理国故”与主义的关系，明言“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7]顾颉刚也认为，整理国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并不是要救世安民。[8]
二、 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 为复古气焰助燃的现实后果也使支持和参与“整理国故”的新文化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和做法。 而“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人胡适在1920年代末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也反思了这一运动。他十分沉重地指出：“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16]这样的论调，彻底推翻了胡适在1919年《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提倡的“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7]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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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者否定“整理国故”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整理国故”的开展会妨碍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虽然“整理国故”也主张科学的精神、现代的眼光，虽然“整理国故”者一再努力强调国故、作为学术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超功利性，可是仍然无法掩盖国学、国故的传统色彩。而“八股”同“洋”的结合对中国发展构成的“威胁”比仅仅“八股”更为严重，中国传统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就更加难以被破除打倒。因此“整理国故”的后果只能是助长保守复古派的气焰，延误甚至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整理国故”既然与中国急需的“现代”相冲突，任何一个新文化人都不能不暂时放弃个人的见解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就连胡适也不例外。
三、 “整理国故”方法的局限
“整理国故”运动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立足，在胡适看来：“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搜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18]而这却成为所有反对派攻击的焦点。
章太炎认为用科学去研究中国传统学问，是旁门左道，是不懂、不通。梁启超也指出科学运用于国学的局限性，明确提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易懂的”。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9] 郭沫若也对“整理国故”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在他的《中国古代研究》中强调自己的“批判”与胡适等人的“整理”非常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他明确指出：要谈国故，仅读清儒的著作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郭沫若对“整理国故”的否定是因为他与胡适等主张整理国故者在态度上存在根本的不同。胡适等对历史的思考是过去史式的，即认为过去的事实，即便是精神现象，也应该作为脱离于现在并独立于历史学家的既成的、绝对不变的事实。郭沫若则持未来式思考，即通过过去历史以确证理想的（或决心付诸实现的）未来正在来临。历史思考方式的不同使郭沫若认为“整理国故”尚不够科学，只有运用唯物史观于历史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
另外还有对“整理国故”的具体方式提出批评的，如严既澄认为胡适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韵文及诗歌”，并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是一条“歧路”。[23]
其实，不管旧学方法，价值判断，科学精神，还是唯物史观或其它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不同方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方向的尝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其意义所在，并不是截然对立。不过，在转轨期的中国，新、老学术及方法都想争得一个地位，只能旗帜鲜明。于是，“整理国故”以自身的复杂性受到多方的排挤，传统的不视它为传统，现代的认为它不够现代。“整理国故”不得不承受传统和现代等多种学术力量的压力。
众派的攻击使胡适不能不反思自己的主张，不过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没错，错的是，即科学方法的对象。因为：从清代考据学到“古史辨”，“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24]胡适以西方作对比，认为西方用科学方法以研究实物的材料，所以成就裴然，影响巨大。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材料更为重要；整理国故只在故纸中寻材料，有着先天的缺陷，努力的结果很可能只是“枉费精力的废物”。因此，“整理国故”应该被放弃。
“整理国故”运动用现代眼光清理中国故有资料，廓清迷雾，为传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较高的起点。通过“整理国故”，新文化阵营主动反省自己的文化主张，审视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虽然在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夹击下，它没能实现自身的意图，但它的出现犹如一声号角，预示着五四时代的过去，文化建设时期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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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985.
[24]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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