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贵州社会，保守与进步并存。漫步贵阳大街小巷，映入眼帘的是，在传统中国民居中夹杂着教堂与洋房；店铺林立的商业区，不时出现电报局、邮政所、照相馆、眼镜店与西式诊所的身影；街上来往的行人中，除了身穿长袍大褂的汉人，土布苗仲服装的少数民族，还有身着西装洋服的外国人与传教士；新军的制服更为抢眼，与长衫大褂的民众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制帽后拖着的长长发辫，令人看后忍禁不俊……
青年涉猎西学，尤爱体育、音乐；妇女追随时尚，热议 “天足”、留洋；茶馆里听客满座，说书人大谈剑仙侠客；老百姓饱尝生活艰辛，企盼圣主明君；商贾们惨淡经营，梦想时来运转；士绅们奢谈政治，争议立宪、共和；当官的坐困颓局，心忧着革命潮起……
俗话说：“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大凡观察世风世相，可以捕捉到时代的微妙变化。以上贵阳社会生动的这一幅幅画面，无不呈现清末贵州社会转型的世风世相。
政治团体趁势而起
自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决定推行“新政”，挽救危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增强军事力量等。
随着“新政”的推行及国内政治思潮的影响，全国各地政治团体趁势而起。贵州亦不例外，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是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议两大政治团体。
自治学社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十一月，在清王朝实行新政的鼓舞下，法政学堂学生张百龄主持的“自治学社”在贵阳成立。随着成员的增加，该社团正式选举社长，制订社章，设立工作机构，出版《自治学社杂志》和《西南日报》。
自治学社前期秉持“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以次第研究之”的宗旨，主张在保留清廷的前提下，通过自治、立宪达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目的。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自治学社队伍的不断壮大，其政治诉求逐渐远离君主立宪，转而倾向于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清廷的斗争道路。一九○七年镇南关起义后，自治学社开始联络反清力量，拟订武装起义计划，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贵州最具实力的政治团体。
宪政预备会系辛亥革命前后贵州另一最具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宪政预备会成立之初，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职志。为了使“君主立宪”的主张为广大士人所接受，他们开办宪政学习班，招集士人分班学习，然后“分派各县传习，作为君主立宪的准备”。为了鼓吹君主立宪，宪政预备会一面通过发展贵州近代工商业积累了经济实力；一面通过创办《黔报》和《贵州公报》和兴办教育，不仅加强了官方的联系，而且密切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关系。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七月，清廷实行“新政”，准备在十年后施行宪政。在九年预备立宪的过程中，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成立至关重要。前者为正式国会的基础，后者类似省议会。贵州谘议局定额议员39名，由选举产生。贵州谘议局成立后，逐渐形成了一股敢于与清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在启迪民智、张显民权上作了一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新经济实体的出现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日本人井上入黔探宝，曾勘察过镇远青溪铁矿。其后，法国人到水城考察铁矿。闻知贵州矿藏丰富的消息后，德国人、瑞典人亦到贵州进行地质勘察。西方探险家的到来，引起了贵州当局的警惕与重视。贵州巡抚潘G深受维新思想浸染，于光绪十一年、十二年（公元1885年至1886年）两次上疏清廷，明确提出：“黔省矿产甚多，煤铁尤甚。如能开采合法，运销各省，可免购自外洋。”
在光绪帝的支持下，青溪铁厂在镇远诞生了。1896年6月，青溪铁厂正式出铁。然而投产才两月，由于资金困难、招股不力，煤品次差，造成“炉塞”，加之“黔中大府”多方掣肘，最终在经济及政治难题的挤压下，青溪铁厂夭折了。然而青溪铁厂是贵州钢铁工业的先声，比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早三年。
洋务运动时期，随着国内新式工业的创办，贵州的汞、铅、铜、锑等矿产品及五倍子、桐油、艾粉、木材、茶叶等农副产品成为国内市场的抢手货。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纱、布、棉花及日用品又成为贵州民众生活必需品。随着省内外贸易的扩大，改善交通运输成了当局治理黔政之要务。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至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贵州当局先后对德江县的乌江左新滩和右滩、铜仁锦江下游、南盘江、清水江等水道进行了疏浚和整治，并使原有的港口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据史料所载，湘黔水路重镇镇远，清末已有码头十一座，中转土特产及日用百货，年吞吐量达百余吨。
清末，在贵州陆路运输方面，民间运输业勃然兴起。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总部设在重庆的麻乡约信桥行在贵阳设立分行，并先后在贵州省内的松坎、遵义、普安厅（治今盘县特区）等地设立站点，从事客货运输及信函收送业务。
贵州近代新式通讯邮电事业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由海关总署管理。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贵阳、毕节都架设了电线，开通了电报。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贵阳至兴义、贵阳――湖南晃州――铜仁的电报线相继动工架设。到了宣统年间，全省已有二十余州县架线开通电报。此外，各府城衙门也开通了电话。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贵阳正式兴办邮政。之后，贵阳至长沙、梧州、昆明、重庆的邮件均可从新式邮局寄送。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贵阳设立邮政副总局，邮路通达广州、汉口、上海等大商埠。当时，海关的邮政总署将全国划为八大邮界司，贵州属云南邮界司所辖，在贵阳设立副邮界司管理本省邮务。邮传部成立后，贵阳设立邮务管理局，邮递业务不断扩大，到辛亥革命前夕，省内各府州厅县及乡镇，均设立不同等级的邮局与代办所，邮路总长度达万余里。商业信息迅速传递，不仅刺激了经济的繁荣，而且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模式。
新军事力量的崛起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的惨败，清王朝将改革军队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袁世凯仿照西方军队的经验在天津小站练兵，开了中国新式陆军之先河。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贵州巡抚王毓藻上疏清廷，准备仿照北洋武备学堂章程在贵州设立新式军事学堂。奏疏获准后，王毓藻派时任贵阳知府的严`熙全权负责。严`熙先在贵阳次南门外原铸钱局处选好了地址，随后在此兴建学堂。次年夏，武备学堂竣工，第一批学生入校。这些学生由各府、县保送，或由官家子弟遴选；他们学习的内容为国文、历史，以及日本军校的教材；武备学堂的师资多为日本教官。武备学堂的创立，为贵州培育出具有新思想的军人。之后，陆军小学、将弁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新军随营学堂相继而起，为贵州培育出具有新式军队的下级军官。
文教领域的变化
戊戌变法前后，为“救国图强”，维新派志士寄望于改革教育，要求学生学习西方以自强。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贵州已开办学习西学的经世学堂、武备学堂等。义和团运动后，迫于外侮日深，清廷相继颁布《兴学诏书》《钦定学堂章程》及“癸卯学制”，并发布“上谕”，废除科举。
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是贵州文教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贵州教育步入了新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贵州巡抚林绍年推行新政之时，为培养实用人才，在其“力赞其事，拨专款扶持”下，蚕桑学堂、将弁学堂、客籍学堂、贵阳中学堂相继兴办。为跟上时代潮流，解决新式学堂师资的问题，林绍年决定在各府、州、县选拔俊秀之士留学东瀛。其坚信，出国考察的贵州官员返回，便可兴办学务、工矿、路政、警务等新政。在林绍年及各地明达之士的支持下，贵州有三批士人及官员共一百六十五名赴日留学或考察。
如其所愿，一年后，留学东瀛的贵州学子纷纷回归，给贫穷落后、信息闭塞的贵州注入了新鲜的气息，各地的文教由此得以蓬勃发展。这些学成归国的贵州士人，是贵州第一代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人才，他们为近代贵州的文教、科研、政治、经济的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
贵州文化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代表资产阶级宣传媒体的报刊杂志及具有普世性质的白话小说的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报刊、图书与广播是重要的媒体，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知道，早在戊戌变法前后，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时务报》就传入了贵州，许多西方著作亦进入士人家庭。当清王朝推行“新政”后，出于宣传的需要，官方及政治团体兴起了办报热。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贵州第一份期刊《贵州教育官报》（月刊）诞生。次年，代表贵州宪政预备会政治观点的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问世。两年后，自治学社创办了《西南日报》及《自治学社杂志》。白话小说《越南灭亡史》就刊载于《自治学社杂志》上。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宪政派”又创办《贵州公报》，贵州商务总会紧随其后，也办起一份三日刊的《商报》。这几份报刊及小说产生于新思潮的洪流，得益于时代的需求，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转型。
社会转型的征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贵州水陆交通运输有了大的改善，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变化。随着近代通讯、邮电事业的迅速发展，各地“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径达”。
我们先将视线转向晚清贵州矿冶业，与过去相比，不管在资金的来源及经营上，还是采矿的规模及采用的技术上不可同日而语：一是外国资本开始渗入矿冶业；二是一部分矿冶业由国人独资或合资兴办，一部分则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三是部分矿冶开始引进新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上观之，足以显现贵州近代工矿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过去官方垄断的企业，这时也顺应时代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贵州青溪铁厂，是晚清中国兴办的第一个“官商合办”的企业，其筹建时期比著名的汉阳铁厂还早三年；而贵阳文通书局，则是贵州为数不多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工业。
贵州百货业是在清末才形成的。清末的贵阳市场，是全省最大的商业市场。以大十字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构成了全城的商业区，到处是摆满食盐、纱布、绸缎的百货商店，其中不乏照相、修理、药材、京果、海味、皮革的店铺。
在清末实行新政期间，在贵州地方官中出现了一些受过新学教育及留学东瀛的新面孔：如贵定知县金壮春，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及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贵阳知府陈鸿年，曾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大定（今大方县）知府吴嘉瑞，曾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工艺、警察、监狱诸政；候补知州赵一鸣，日本大学政治系毕业；修文知县沈钟，自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法政大学……这些官场的新面孔，无疑为死气沉沉的清末官场带来一丝生气。
以上各领域的深刻变化，预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