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卫生工作是城市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搞好公共卫生，做好垃圾污物的清理消纳，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其中还涉及到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等诸多因素，牵扯到复杂的社会群体和利益关系，往往考验管理者的智慧。这从民国时期北京粪夫群体的活动与清污体制改革的推进，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从清朝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污物清运就形成了专门的行业，执此业者称为“粪夫”。粪夫从住户家或公厕中收集粪便，运到郊外，集中到“粪厂”晾制成肥料，再卖给农民获利。20世纪30年代，北京约有粪夫四五千人。长年以来，粪夫收粪形成了特定的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道所有者对其享有“专营权”。粪道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说明朝中叶时，粪夫的工作地点还不固定。不同街道胡同的住户人数、社会地位不同，自然粪的产量、品质也不一样――官僚富商大户人家不但出产多，而且饱食粱肉，粪质好、肥力足，卖的钱也多。结果粪夫都愿去好地方掏粪，日久自然生出利益之争。到明嘉靖年间，争粪引发的吵闹斗殴已经很多。一番争斗之后，大家逐渐开始划地自营，将掏粪的区域固定下来。据说到清初康熙年间，粪夫们一致决定，停止争斗，立下字据签名画押，正式划定了各自经营的“疆界”，也就是粪道。后来，粪夫中还传说他们手上有康熙皇帝发给的“龙批龙票”，奉旨特许经营，并以此作为他们垄断粪业的依据。
事实上，自明清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正式承认过粪道及其“产权”，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因循多年，默认粪道的存在。即便如此，粪夫仍视粪道为个人私产，不容他人侵占。清末民国时，粪夫“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粪道作为一种“私产”，可以世代继承，也能相互买卖。不过因为官府不承认粪道的产权，不能写正式的买卖契约。所以粪夫转让粪道时，索性不用“买”、“卖”字样，而是采用“倒”、“典”或“租”的名义，如在字据上写“倒与某人名下永远为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粪道大小肥瘦不等，小股道管三五十户人家，大股道八九十户，甚至有的粪道囊括百家以上，而其价值也就各有高低。除了户数多少之外，地区繁简、住户贫富、产量大小，甚至马桶有无（粪夫替住户刷马桶能另得一份收入）都能影响一股粪道的价值。由于能带来收益，粪道的“转让费”价格不菲。据说在清光绪年间，一股普通粪道就值几十两白银。进入民国后，粪价陡增，20世纪20年代，能收取100户左右粪便的粪道，价值高达银元五六百元。30年代北京经济不景气，粪便价格下跌，也能卖到二三百元。除了粪道之外，城里各处粪夫收上来的粪便，都要送到粪厂“卸货”，再制肥销售。粪厂就成了粪便集散的枢纽、肥料交易的中心，更是大宗买卖，获利极丰。因此，粪夫们视粪道、粪厂为重要财产和安身立命之根本，极端珍视，严加守护。
当然，这种能“呼风唤雨”的大粪商，与庞大的粪夫群体相比，终究还是“凤毛麟角”。老北京的多数粪夫，依然是底层劳动人民。有些粪夫即使勉强有一二股粪道，仍要亲自下街掏粪。更多的则一无所有，只能给粪商、厂主当雇工伙计。被雇佣的粪夫，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就是银元五六元，外加粪商每天供给两顿简单饭食（惯例农历四月二十八到八月十五给白面馒头，其他日子给粗粮窝头，配菜是大葱蘸酱、咸菜、菜汤）。他们的住处就是最简陋的“锅伙”（旧时的底层集体宿舍）、粪厂或是粪商家，环境简陋，仅避风寒。粪夫收入微薄，但工作十分艰苦。背粪劳动强度大（粪桶满载后可重达百斤），劳动条件差。从业多年的老粪夫，往往身体伤残变形：脊柱扭曲，双肩一高一低，而且嗅觉失灵。除了工作艰辛，粪夫还受到社会的严重歧视和凌辱。他们社会地位很低，常常被蔑称为“打扫茅厕的”、“掏大粪的”、“屎猴”、“屎壳郎”（蜣螂的俗称），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偏见。
除了造成社会问题外，粪夫工作也给城市公共卫生带来隐患。传统上，粪夫运粪一般用粪桶或粪车。早年间粪夫主要背桶掏粪。工作时粪夫手持粪勺，舀取污物后，盛入粪桶。粪桶一般是圆形木桶，高约1米，直径约0.3米，每桶可容粪85斤左右。一家收完粪后，粪夫就背起粪桶，再到下一家。木桶上面无盖，每日在街巷任意穿行，臭气四溢。后来改换了粪车，形制依旧简陋。老式粪车均为独轮手车，两侧各放两个不加盖的荆条筐。粪夫往往光天化日之下推车“满载过市，污秽淋漓”，“非但有碍观瞻，且臭气熏天行人掩鼻，尤属有碍卫生”，广为社会各界所诟病。
民国建立后，北京的历任市政管理当局都从注重卫生、维护市容的角度出发，试图对粪夫和粪业加以管理和改造，诸如改良清粪工具、规定粪车通行时间及路线、迁移粪厂、整顿粪夫等，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政府对城市清污的全面有效管制。尽管当局碍于粪业利益集团的强大传统势力，每次的改良政策都相当温和，但仍遭到了粪商粪夫的普遍抵制，效果并不明显。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曾倡议改良粪具，但议而未行。1918年，京都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劝令粪车加盖，因粪商反对作罢。
之后，随着管理的日益严格，粪夫与市政府的矛盾和摩擦日趋频繁。1935年7月间，卫生局因西直门黑塔寺杨记粪厂擅挖粪坑，“臭气熏天”，违反《管理粪厂规则》，责令其将粪坑填平。但该粪厂厂主杨春却“抗不遵办，并召集同行粪夫，约有一百余人，预备背城一战”。结果，卫生局联合公安局，派出警察、夫役数十人，运土二十余车，强制将粪坑填平，并将肇事厂主杨春及其他有暴力行为的首犯3人拘捕查办。
长期的执行不力、推进困难，让政府开始寻求“根本解决”之道。1935年10月，市政府终于决定将全市粪业收归市营。其中的根本点，是取消“粪道”制度。做法是对粪道、厕所进行登记，之后政府向原粪道主出价购买，购得后改由政府重新招募雇佣粪夫，清除粪便。方案同时还计划废止原有木制粪桶粪车，全部改用新式扁圆铁桶粪车，以彻底解决北平粪便问题。该方案在“绝密”状态下进行，计划于11月1日起施行。 显然，这份旨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案，剥夺了粪商对粪道、厕所的所有权，也减少了雇佣粪夫的数量，对粪商粪夫的利益影响都很大，必然会招致粪业的普遍不满和强烈反弹。果然，“没有不透风的墙”，手眼通天的粪商们很快就得知了政府的计划，准备策划反击。不过这次，老谋深算的粪商们没有像之前常有的单打独斗地蛮干，更没有（也不敢）向6年前人力车夫那样，为反对有轨电车而掀起大暴动（那样正中当局的下怀）。出人意料，他们很“文明”地组织了一场“非暴力”抗议。
1935年10月31日夜，“因传闻平市府拟将粪业收归市办，为维持生计起见”，粪夫职业工会召开会议商讨对付办法。第二天，1500余粪夫“仪容端肃，均右手持粪勺，背背粪桶，俨若全副武装”，到铁狮子胡同平津卫戍司令部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对收买粪道，改订粪车，出入城时间，请勿变更办法”。面对浩浩荡荡的粪夫队伍，军方竟也相当宽容。卫戍司令部派出经理处处长、副官长接见了请愿粪夫代表，好言抚慰，表示新计划“尚未实现，望安心照常工作”。粪夫们得到官方承诺，也不纠缠，很快散去。整个事件和平开始，和平收场。
民国时期，北京粪夫们的抗争活动，充分显示了一座传统城市现代转型的复杂与曲折。尽管1935年的“市营”风波暂时平息，但如何驯服桀骜难制的粪夫群体，改善北平城市的卫生和社会管理，仍是摆在市政当局面前的紧要课题。只不过，如何去破解这难题，还需要想新的办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