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实践中如何对待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如何在毛泽东身上实现统一的问题。本文要探讨的是晚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呈现的状况。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提供的大量第一手客观材料看，晚年毛泽东基本上能实事求是界定和对待毛泽东思想，以许多好见解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评述，要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为根本立论依据，既不能全盘否定把他妖魔化，也不能全盘肯定把他神明化，坚持客观、全面、公正，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键词】《毛泽东年谱》;晚年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引言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实践中如何对待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如何在毛泽东身上实现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于毛泽东自从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以后的全部生涯中，自然也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举凡毛泽东一生的是非功过，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无不与它紧密联系，息息相关。本文要探讨的是，它在毛泽东步入晚年后呈现一种什么状况。
这里首先要界定一下“晚年”概念的涵义。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曾五次使用“晚年”一词，大意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拨乱反正，就是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自相矛盾的。他还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把“晚年”的时间界限，划定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提出了前期和后期的概念，指出毛主席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1]345，346，347。这说明“晚年”就是“后期”，是1957年以后的时期，特别是“文革”那个时期。据此，本文的主旨就是探讨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中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一、晚年毛泽东怎样实事求是界定和对待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对此，作为毛泽东思想主创者的毛泽东本人，基本上有他一以贯之的态度。
（一）前期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的态度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 ，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8]567
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五大等事宜，在谈到姚文元在该大会上的讲话稿时说：“我的话要少引。……红卫兵专想吹出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删掉。”“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9]93
1968年4月6日，毛泽东审阅中联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一份帮助培训外国人员的文件，删去文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个字，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9]159
另据邓力群在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称，毛泽东曾作过这样形象的比喻：马列主义是主干，其他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同时主干也越来越壮大。
《年谱》中记述和体现出来的“好文章、好思想”是大量的，对此作出全面、系统、完整的梳理，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研究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笔者这里仅是凭自己的认识水平，列举其最重要、最深刻、最有理论高度和最具当代价值的四个方面。
（一）首次构建了比较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其一，运用对立统一辩证法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
《正处》在当时国内发生许多罢工、罢课、请愿、闹社等事件引起某种社会动荡，而我们许多干部惊慌失措仍按阶级斗争的传统思维和方法予以处置的背景下，同时也注意到前不久国际共运中波匈事件的教训，指出“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6]83，但这里有“两类矛盾问题”，即“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作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他还说，“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6]80-82修改以后的《正处》宣布现在的情况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巩固新制度，建设新国家。由此可以认为， 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仍有很强的指导性。
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阐明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质、情况和运动规律。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社会。这是全部《正处》的立论依据。他说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83。在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这两对矛盾，不过它与旧社会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那里，矛盾是对抗性的，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由旧制度本身来解决;在我国则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适应是主要方面，矛盾即不适应是非主要方面，而且“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正是这种情况以及矛盾的不断出现不断解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些论断告诉我们：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首要的是把握住社会基本矛盾;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既然又相适应又相矛盾，那么就要在坚持相适应方面的同时，努力克服其不相适应的方面，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只能用不断平衡和调节的方法去解决，而且这种过程是长久的和永恒性的。这些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实际上是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哲学依据。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来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基本矛盾，通过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其深层理论依据即在于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话，阐述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实质就是讲的社会基本矛盾，但是没有展开。而毛泽东则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对其内涵作出确切界定，并把它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考察和分析，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首次，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
以上两点，构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笔者认为这是后期即晚年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最大建树，是转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好文章好思想之集大成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二）深刻阐发了社会主义下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价值规律的必然性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未来社会因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和交换将会消亡，价值规律不再发生作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设想过消灭商品生产会很快实现，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使他改变原有看法，把发展商业当作推动整个经济的中心环节，在马、恩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展开，还认为商品生产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斯大林晚年也肯定社会主义下有商品生产，说明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批评价值规律可以被改造的观点，这又在列宁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然而他仅用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来解释，认为整个说来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毛泽东的上述四个理论观点，把社会主义下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说得更加到位，在马、恩、列、斯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从这些观点中找到根和源。
（三）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及其发展阶段的划分
当年列宁就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阶段性，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曾经随波逐流，因为那时还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正确区分是需要时间的。他还分别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提法，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确阐述，因为这主要是由实践来回答的问题，而列宁英年早逝，远没有这种实践。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与列宁当年的论述，基本精神完全吻合，一脉相承。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列宁的种种提法，说到底也无非是可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毛泽东的提法为我们党后来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关于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花一百多年的估计，也是正确的，我们党提出要在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基于这样的估计。总之，毛泽东的以上一系列论述，再联系《正处》中的分析，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成这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当然，此后直到他去世为止，仍然为“左”的倾向所左右，摆脱不了急于求成、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思维模式，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四）郑重提出了警惕和防止党和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有一个完整的建党学说，其中一个极重要内容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党在执政后蜕化变质。他曾说过：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共产党员如果以为单靠自己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毛泽东忠实遵循列宁的建党思想，他把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从而使党领导下的国家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作为始终予以高度关注、殚精竭虑为之奋斗的头等大事。
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看，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还更加凸显其当代价值。这是因为在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在苏东剧变后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对我搞西化、分化的图谋没有也绝不会改变，各种形式和手段的颠覆活动没有也绝不会停止;在国内党内，由于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部分党员干部因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而丧失信仰、腐败变质的现象不可避免地时有发生，“既得利益集团”也正在甚至已经形成，我们实实在在地面临着“四大考验”，存在着“四大危险”。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是一个永恒的历史性课题。这也正是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以背水一战之决心、壮士断腕之勇气狠抓反腐败斗争的缘由所在。
笔者认为，上述四个方面，表明晚年毛泽东在理论上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乏善可陈，一无是处，而是仍有不少闪光之点、真知灼见和重要建树。这些方面都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而将其列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看作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丰富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理所当然包括继续高举这些基本原理的旗帜;继续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理所当然包括继续坚持把这些基本原理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三、晚年毛泽东在哪些问题上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否认毛泽东晚年有重大失误以至严重错误、借“高举旗帜”名义搞“两个凡是”的思潮。正是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在他的后期犯了不算小的错误，“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并指出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所以一言以蔽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于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现在我们以《年谱》为依据，看看在哪些主要问题上，晚年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一）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三）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四）在党的作风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作风，集中表现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在七大上加以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至到了晚年，他一再强调坚持这三大作风，并作过一系列非常精辟深刻的论述，讲了许多足以作为全党座右铭的名句警句，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一生主要是建国以后的是非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述，是客观、全面、公正的 ，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它在当时对统一全党全民认识，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三十多年来，直至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争议依然不断，某些分歧还带有根本性，表明远未完全达成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晚年毛泽东的评价上。全盘否定，不许承认和颂扬他的功绩，甚至力图把他妖魔化者有之;全盘肯定，不许批评和纠正他的错误，甚至力图把他神明化者也有之。笔者认为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从理论上说，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实践上说，不利于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辩证关系。若照此办理，都会引起“天下大乱”。所以这是事关能否深刻理解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事关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年谱》提供的第一手客观材料为事实依据，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所作的实事求是评述为立论依据，比较深入地研究一下晚年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史为鉴，开拓未来，就是一件十分必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3]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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