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时期是传统封建体制向近代化过渡的转折期。“天朝上国”思想、传统纲常礼教思想、“夷夏之辩”思想是晚晴时期重要的传统思潮，深深影响晚晴政府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封建专制的传统思潮下，外交战线仍然处于极为封闭的状态，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国家利益无法得到保护。作为重要的政府改革运动，洋务运动因受制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大局，难以取得根本性成功。
[关键词]传统思潮；外交；洋务运动；改革；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一、晚清传统思潮略论
（一）“天朝上国”思想
（二）传统纲常礼教思想
传统纲常礼教，主要是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经过后来朝代不断地完善而形成的一种维护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制度保障。更确切一点说，它更像一种由思想观念而衍生出的制度机制，而非思想体制本身。同样，它也是清廷同志们为维护统治所必须遵守和维护的，即“祖宗之法不可废”。这种纲常礼教旨在维护君主的至高无上性，并将一切古至今变之事全都用纲常礼教的模式去套，并将一切都解释的合情合理，最后得出统一结论：要铭记圣贤经典，加强天朝制度。在传统的纲常伦教体系中，皇帝是九五之尊，是君权神授的，具有正当性与不可置疑。这种传统纲常礼教思想引领下的旧体制已成为晚清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评判问题重要的标准与尺度。
（三）“夷夏之辩”的思想
“夷夏之辩”的思想观念起源很早，这种“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原则，背后表明的是一种种族之间的文明与野蛮，及其文化上的优越与低劣，是典型的华夏中心观的认识，也渗透着深深的民族优越意识。当然这种意识在近代之前，是确实有存在的理由的，且不说当时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并不深入，即便有一定的认识，那以中国当时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到了近代，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可心理上的优势却延续了下来。这种“夷夏之辩”的思想，在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和革命中都暴露了出来，并且随着清廷的节节败退，这种思想还延伸出了“夷分良莠”思想以及“师夷以制夷”思想。“夷分良莠”很明显是将来华的西方人区分良莠，并区别对待之，特别是禁烟大臣林则徐就特别推崇这一原则，他认为“夷人仍当分别良莠……至于安分良夷，本无夹带鸦片，本大臣由必力为保护，不必心存疑虑。”至于“师夷以制夷”的思想则是指学习西方的技术来对抗的西方，这种思想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表现明显，成为指导洋务运动的一大原则。但无论是“夷分良莠”，还是“以夷制夷”思想都认为华夏文明是最先进的，而西方技术即便是可以学习，也是用来服务于传统儒家思想的。
二、晚清传统思潮对清廷外交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帝国，几千年来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受到地形、制度和思想上的制约，一定程度上是生活在一个闭塞的环境中。随着新航路开辟，世界进入“大殖民”时代，中国仍然没有与西方浩浩荡荡的文明浪潮发生碰撞。因此，在晚清以前，中国的外交联系极少，甚至处于与外界切断联系的状态，特别是明清“海禁”政策的实行，更是在中国与外界的交流上树起了一道屏障。虽然，个别有识开明人士提出“开眼看世界”的主张，但基于认识的局限性并没有突破传统儒学思想的范畴，其开明主张并没有得到清朝朝廷的关注和支持。在这种蒙昧的天朝意识指导下，清廷与西方的外交联系、外交谈判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而且容易在外交谈判中落人西方列强所设置的圈套中去，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就会被西方列强瓜分。历史学家蒋廷黻曾写道：“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可见，作为一个不愿意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沉浸在自我满足的清朝政府，在于西方列强外交当中，其国家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
晚晴传统思潮深深影响到外交战线。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不平等条约和侵略战争，清朝政府仍然无法真正突破传统思想的闭塞障碍。清朝一般都将军机章京每日抄录明发、廷寄谕旨的簿册放到“上谕档”以备考查，然而道光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见“上谕档”，而在“剿捕档”。“剿捕档”本是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将于英国的战事等同于平定叛乱，再一次印证了晚晴时期朝廷的“天朝上国”的观念：只要与你交战的是非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国家民族，即便别人打了胜仗，对于晚晴政府而言也不过是夷狄乱党。晚晴政府要时刻维护着传统思想的至高无上性，并在外交翻译中甚至刻意曲解一些词语的含义，如将“匡正”译为“申冤”；将“抗议”译为“告明”等等，引导统治者作出错误的决策，并在社会上引发争端。当江苏布政使李星沅阅读《南京条约》后说道：“阅江南钞寄合同，令人气短。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次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李星沅身为朝廷要员，面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他没有对任何条约内容做任何直接评价，只是对“夷妇与大皇帝并书”这一奇耻大辱之事大书特书。由此可见，传统的思想对于外交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晚清传统思潮对清廷改革的影响
晚清时期处于政治、社会变革时代。由上层官僚阶级主导的洋务运动当晚晴政府最重要的改革运动，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巨大的新型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渗透着传统思潮，这种传统思潮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使新旧理念相交织，新旧思想相碰撞，一定程度上传统思维模式阻碍着改革从技术革新向制度革新、思想革新的演变。
其实，上层统治阶级对洋务运动产生分歧。当时，对洋务运动的态度主要分为三股派别：以奕诉、文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倭仁、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以及以李鸿藻、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派。顽固派坚守封建纲常、理学权威的阵营，传统思潮在他们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他们中间有“理学名臣”、有“帝师之尊”，其保守思想对洋务运动产生极大的阻碍，也减缓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以倭仁为例，在晚清的社会变局中，面对内忧外患的困扰，社会中已形成了一种经世而学西方的新风气，但倭仁仍极力维护“天朝上国”的价值观。倭仁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弊端有所体察，但他把社会弊端归结为“正学不明”，即治本的方法仍是倡明正学，挽救人心，而不是推进洋务运动。1885年，李鸿章利用中法战争结束的机会，建议修筑陶城埠至临清的铁路，由于顽固派的阻拦而毫无成就。当时，为了维护祖制，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作为保守派统治者，受内忧外患之时局所迫，同意兴办洋务企业和新式学堂，其目的服务于清朝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维系。在这一大环境下，清流派应运而生。清流派在清廷内外议论政务、抨击朝政，即主张维护名教同时又赞成兴办洋务，成为制衡洋务派与顽固派的重要力量。
对于洋务派，虽然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是清廷迈向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洋务派坚持的宗旨是“中体西用”，即仍以传统纲常礼教、儒家孔孟之学为体，为根本之道，而西方技术、武器是服务于这种“体”。“师夷制夷”与“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准则。在中央，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奕诉，是道光帝的第六子，从小受到极为严格的“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伦理的封建教育。具有这种教育经历的奕诉，致力于维护清王朝的稳固和强大。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其主导的洋务运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传统思想渗透在晚清上层官僚阶级的改革中。因此，洋务派只限于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思潮的桎梏，即受制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大局，注定无法取得根本的成功。
晚清时期是传统封建体制向近代化过渡的转折期。在过度转折的阶段，传统思潮与近代思潮必定产生矛盾的碰撞，并推动者中国曲折地迈向近代化。然而，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传统封建思潮，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重要障碍。晚清传统思潮，在外交、军事、改革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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