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对原生态民歌和后现代民歌做出比较的基础上，从审美人类学角度，即运用人类学的实证方法从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做出阐释。由此得出，在当代社会，民歌面临一个发展的新契机，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现代需要在保存其人民性、民族性的基础上着重凸现民歌的现代美。
【英文摘要】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original folk songs with modern ones,andstart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aesthetic anthropology,the article talksabout the 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 Song Festival,concluding that folksongs face a new opportunity to develop.
【关 键 词】民歌节/审美人类学/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Folk SongFestival/aesthetic anthropology
【 正 文】
审美人类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倾向于把美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找出美学研究的新方向。该学科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即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不同种族、民族在审美习惯、审美制度、审美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这一理论倾向既是现实要求，也是学理上的需要，可能解决困扰学术界的美学危机问题。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审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期做出有益的阐释。 一、原生态民歌与后现代语境下的民歌
一般认为，原生态民歌具有自发性、民间性、口传口授性的特点，是一种纯民间的艺术形式。它产生于人民群众的劳动、斗争、生活、娱乐之中，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所以历来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之一。这种民歌多为集体创作，民歌手人人都可以加工润色，而其口头即兴创作方式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受定稿限制，众多歌手的创造，体现为民歌中集体智慧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几近天衣无缝。这些特征使民歌的旋律呈现一种大众化色彩，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民歌最重要的特征，即民歌之为民歌的关键所在。
根据古典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显示，我国民歌大约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但是很遗憾，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诗经》中只记载了歌词，而没有留下旋律，而后者对于民歌非常关键。以后的各个朝代所记录的民歌也是如此。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比较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和其他楚国诗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称之为《楚辞》。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主要从事民间歌曲的搜集整理工作，流传至今的如“汉乐府诗”。汉魏六朝的民歌，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唐代民歌也相当繁荣，唐玄宗时，设置了“教坊”，广泛搜集整理民歌。宋词的出现，元曲的发展，也与民歌有密切的联系。明清时代，民歌亦有所发展，反映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可以说，各朝各代都为民歌发展做出了自己一定的贡献。
当然，民歌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和繁荣有其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就如古希腊神话的发展和繁荣需要古希腊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文化不发达的条件下，演唱民歌是当时人民群众生活、娱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即是说，民歌的繁荣和发展符合当时人民审美和交流的需要。
与此相联系的是传统的民歌节，它在形式和功能上相对单纯，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和现代民歌节相比，它并不运用或者说无法运用一些现代高科技，没有也不可能受到现代流行音乐的影响；在功能上则更多是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和娱乐，没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与经济活动的联系不是很密切。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进入了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传统形式的民歌当然是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范本，但是它已经不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现代社会里，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等所处的审美关系都已发生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对待民歌的态度也不同于以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本雅明所预言的文化艺术机械复制的时代高度发展，各种文艺形式如戏剧、电影、广播、电视、录像、录音等得到大量的普及，这使人们的娱乐形式大大增加，演唱民歌随之大量减少。在这种语境下，民歌适应时代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民歌的外延有所扩大。我们现在习惯于把按传统民歌的旋律填上新词的民歌称作“新民歌”(这颇类似于中国古代根据词牌名——某种旋律的代称填词)。新填词的民歌，其改变幅度各有不同，小的可能只是改变几个音或节奏，大的可以扩充结构，适当改变其旋律。新民歌有些仍然沿用原名，有的则根据新内容改变其名称，后者如《东方红》就是根据山西传统民歌《骑白马》改编而成，《雪山放金光》则是根据藏族传统民歌《弦子》改编而成等等。南宁国际民歌节中演唱的民歌就多为新民歌，与人民当代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开幕式上的《广西好》、《梦壮乡》等就是专门为民歌节而创作的，青秀山歌台的“广西山歌擂台赛”上演唱的民歌甚至与党的“三个代表”、反恐怖斗争、宣传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在一起。由于表现新的内容和思想感情的需要，旋律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显而易见，“新”只是相对而言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流传之后，新民歌会重新成为传统民歌。如开幕式的主题歌《大地飞歌》，现在已经是广泛流传，颇似传统民歌。正是这样，每一个时期的人民都会对民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人的个性意识极为强烈，“新民歌”创作中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数量都要多。
与此相联系，在这个强调个性、消解中心和崇高的时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可能性逐渐减小。建国以来，有很多的作曲家从民歌中吸取养料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最重要的是对传统民歌的吸收，只要旋律仍是民间的，亦可称之为新民歌。这种情况在今天尤为突出，只是由于其运用了许多现代高科技辅助手段，如配乐、灯光、音响等，容易使人把它与流行歌曲混淆，如台湾著名偶像派歌星周华健的成名曲之一《花心》，就是根据日本一首讲生命的民谣改编而成，基调由原来的悲观改为乐观，但是不知情的欣赏者一般视之为一首流行歌曲。在西方，现代主义音乐取材于民间音乐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匈牙利现代派作曲家罗斯托克的作品就大量使用了民间音乐的素材，过分偏执的倾向于十二音系。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演唱的民歌亦多属个人创作类型的民歌，如其主题曲《大地飞歌》，以及《走进西藏》等。
在当今语境下，由于演唱民歌的减少，仅由口传口授保存民歌已经不现实。机械复制时代应以机械复制方法保存民歌，民歌集成是抢救、保存和继承民歌遗产的极为重要的方法。它通过曲谱、歌词、录音、相片、文字等各种形式的综合，把各民族各类优秀民歌以及相关资料加以保存，再通过出版、发行，广为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民歌的盛况。民歌节是保存和发展民歌的有效手段之一。
同时，在当代这种语境下，人类各科知识相互交叉渗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知识共享成为必然，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单线发展。这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复杂表现形式中已有鲜明的反映。民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兼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各个侧面，可以为文学、民俗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提供理论资源，深化这些学科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决定了民歌的传播与发展必将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而南宁国际民歌节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民歌与各种高科技(舞台、灯光、音响等)以及各种音乐种类(流行音乐、美声唱法)的大融合。虽然这里涉及到“明星效应”等复杂因素，但民歌本身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审美人类学视角下的南宁国际民歌节
前面已经提到，在文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代社会里，随着社会的转型，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等所处的审美关系已不同于以前，这必然影响人民对待民歌的态度和方法，并进而影响民歌的发展。下面就试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南宁国际民歌节这一个案予以分析，以期对民歌在当代的发展有所帮助，进而对民族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和建设有所启迪。
审美需要，简单说就是主体要求进行审美活动的需要。一般认为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基本的生理—心理需要和深层的情感需要与理想冲动。它既是一个经验性、现实性的理论范畴，从属于“日常生活”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性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个体性的范畴，它以受动的形式把个体的欲望与社会意识形式联系起来，把身体与精神联系起来，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2]对当代社会审美需要问题的理论研究，是解释民歌在今天魅力仍存的关键，也是对民歌在将来发展有科学预测的关键。这里要谈的主要是后一层次的需要。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审美需要和其它形式的需要(个体的情欲以及功利性需要)处于同一个维度上，是密不可分的。艺术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独立出来，只是“技艺”的一部分而已。如中国古代的敦煌莫高窟佛教雕塑艺术，现在看来是雕塑艺术中的瑰宝，但在当时是带着极强的实用目的的；今天我们看作民间艺术的民歌，在当时也只是人们交往和娱乐的一种工具，“以歌代言”的传统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在浪漫主义文化和美学理论中，审美需要与世俗性的功利需要呈现二元对立，审美需要成为一种反对物化的需要。人们向往一种趋向无限的理性精神，艺术承载了这一理想，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民歌也开始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受到重视。
在后现代信息化社会，人的审美需要也开始出现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科学技术来包装一切，那种追求无限理性的精神正在趋向消失。在这个文化略显浮躁的时期，审美需要所在的文化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其象征体系也正在随之改变。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人们普遍感到一种文化的创伤，需要一种自我修复，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文化的张力。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学艺术来说，受创伤的原因更为复杂，包括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危机以及社会的各种压力。这使它们面临严峻的使命，即要使这种文化的创伤变形为审美对象，进而获得文化的修复。在阿多诺看来，现代音乐以其特有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使人脱离异化的现实，从而使人和现实所丧失的真实内容相交往，挽回了人在现实中所失去的希望。就民歌以及民族文化而言，其发展和演变必然与时代的这一审美需要相一致，和现代音乐以及高科技相结合，增加可供交流的符号，进而增加交流的能力。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处于多层次共同发展的状态，再加上政治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人民的审美需要呈现多层次状态，使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并行发展的状态。人民对民歌的审美需要也是如此，但是总的倾向是向“现代”靠拢。在南宁国际民歌节期间，笔者在对观众的采访中发现，人们对民歌的审美需要各有不同，但是却有几个大致的方向，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传统民歌与“新民歌”(尤其是和现代高科技相结合的那些)取舍中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岁数偏大的人，他们大都表示，由于出生时代等原因，他们对传统民歌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然而他们又大都同时承认，改编后的民歌由于加入了高科技的灯光、音响等辅助手段，旋律更加好听，文化含量更高一些，这在朝阳花园歌台以及青秀山歌台(民歌改动幅度相对较小)的观众中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可以看出。青年人则大多表示并不反感传统民歌，但是更喜欢改编后的民歌，这在民歌节开幕式的观众情况上也可窥见一般。据笔者目测，几万观众中95%以上是中、青年人，尤以青年人居多，且现场气氛相当热烈(当然这与“追星”等因素有关)。据海南儋州一位年轻女歌手介绍，在他们的家乡仍然存在“以歌代言”的现象，但是他们也很喜欢流行音乐，二者处于并行发展的地位，从民歌的发展角度考虑，她还是比较赞成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适当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这种层次各不相同的审美需要，是我们在对民歌的发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这种多层次性是与人民对民歌不同层次的审美需要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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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审美需要密切相关的是人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涉及人类社会最本质的核心能力，是审美关系的载体，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与社会的运动、审美需要的发展相一致，所以审美能力是动态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与审美启蒙关系密切，是近代启蒙主义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此前，由于人的审美需要并没有单独独立出来，审美能力与其它能力如认知能力、劳动能力、交流能力等也处于同一个平面上，人的各种能力处于混沌状态。审美能力问题随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与人的认知能力、劳动能力等发生了严重分裂。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分裂就越深刻，艺术与非艺术也就越严格划分，审美能力与经济、技术、伦理、政治等能力相分离。民族文化在此间的发展呈现相对独立倾向，民歌也不例外，对它的审美欣赏与人的以上各种能力相对分离，更多表现为情感和娱乐的一种方式。
在后现代文化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的各种知识出现重新融合趋势，审美能力与其它各种能力也开始出现重新融合趋势。人的各种能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其功能重新呈现一种复杂的形式。受此影响，民歌这一民间艺术的功能也随之更加复杂。
南宁国际民歌节期间，人们在欣赏民歌这一艺术形式的同时，与经贸洽谈会(经济能力)联系在一起。虽然这次经贸洽谈会并不是民歌节本身的一部分，然而主办者把时间安排在民歌节期间，吸引客商的目的显而易见。这期间总签单159.6亿元人民币，可谓收获颇丰。而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桂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柳州卷烟厂、南宁卷烟厂、南宁市恒大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万泰啤酒有限公司、侨凤企业、广西电力等企业对民歌节的赞助行为则突出体现了民歌节的广告功能。写着这些企业及其产品的小旗挂满南宁市的大街小巷，有效地扩大了它们的知名度，对企业以后的经营无疑会大有帮助。其宣传功能(或说意识形态功能)虽没有如此鲜明，且大多相对比较隐蔽，却也不可忽视，这一点下文“审美意识形态”一节中再作详细地论述。人的各种能力的结合是必然趋势，一味地否定它与经济能力的结合没有实际意义，重要的在于根据新的形式调整自己的思路，进而有效促进民歌的发展。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可以把形象作为某种表达“关于人的东西”的表象符号，正是通过这种关于人的东西，人们才得以沟通和交流。[2]而艺术恰恰是相当合适的表意的形象体系，因此艺术被给予前所未有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民歌作为一种艺术也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视。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民歌在作为人们沟通和交流媒介的基础上，和其它形式的交流重新出现融合趋势，这影响到了民歌的功能。在南宁国际民歌节期间，人们一方面通过民歌这一“形象体系”达到了思想感情的互相交流，另一方面，经贸洽谈会热火朝天，这里进行的是资金的交流。这次民歌节请了大量广西以外甚至国际上的著名歌手来演唱他们各自的当地民歌，如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布朗戴尔(《羊毛剪刀喀嚓响》)、西班牙Blavo弗拉明戈舞蹈团(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蹈)等，在这里进行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这里既有传统的老歌，又有新创的民歌，它们进行的则是古今之间的交流。审美交流与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古今交流等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化使得人们重新从审美交流的角度思考民歌在现代的发展问题。
民歌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与以上三个方面密切联系，更加值得注意。审美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由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条件所制约和限定，都具有强大的实践力量和巨大的同化力量，以及对经济基础而言的相对独立性。与法律、哲学、伦理、宗教等“意识形态”方式不同，审美意识形态以与想象密切结合的情感为基本中介，因为情感和想象的特殊性，审美意识形态呈现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距离和较为复杂的辩证属性。在阿尔都塞看来，审美意识形态就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他主要从形象和仪式，或者说从形象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民歌与意识形态有关，学界早有论证，从《诗经》所记载的民歌就可以看出人民对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如《硕鼠》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民歌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得到了加强。阿尔都塞同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交流的媒介，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情感话语，又是一种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的特殊形象。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流越来越趋向于依赖媒体(报刊、杂志等)、电视、因特网等工具，与同事、朋友以及具有相似兴趣的“陌生人”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换和社会情感的交流。民歌节期间，当地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报道，网上还长期设立了报道民歌节以及相关消息的网站()，其审美意识形态功能比以前更加重要，政府也给予其相当的重视。
南宁国际民歌节作为一个艺术的节日，它以与想象密切结合的情感为基本中介。而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公司、南宁市人民政府的联合主办，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出席讲话等加重了民歌节的意识形态色彩。为着政府的利益着想，我们可以不把民歌节看成艺术事件，而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政治事件，它讲述或者参与着社会场中各种力量之间正在进行的游戏。民歌节作为社会参数，其主题有好几种重要的变奏。
南宁国际民歌节还可以被解读为时代的标志。每一个歌台、每一首歌都可以对照其社会语境进行阅读。在此话语方式下，民歌节有多种主题，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和幻想，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日常生活的轮廓。如今年的民歌节以其鲜明的国际性、现代性、民族性为特色，反映了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表明即使是处于双重边缘位置的广西也面临巨大变革，适应时代，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审美需要。在这种欣赏中，民歌揭示了时代的种种社会张力，同时又为这些张力提供了解决之道。在这里，民歌节可以被阐释为一种社会记录文件，日常生活的主题学。青秀山歌台的“广西山歌擂台赛”，则主要适应了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审美需要，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青年人和外国游客无法真正融入其中，来此更多是为了满足某种新鲜感和猎奇感，这从现场观众的反映即可表现出来。
把民歌节作为时代的标志进行阐释，也就同时强调了它与社会语境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极难把握。马克·波斯特在评论广告时曾经说过：“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预先保证广告与社会恰到好处地联系起来。如果有的话，广告制作者就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记录了”。[3]这句话用来评价民歌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合适。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一首民歌会怎样被各种群体与阶层的观众所接受。民歌节本身也是一种以听觉为主、视听结合的活动，这更增加了其复杂性以及被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如开幕式上同样是为民歌节而创作的郁钧剑演唱的《广西好》和陈明演唱的《梦壮乡》，结局却大不相同，前者用非常直白的话语称赞广西，观众反映相当一般；而后者的“……为什么脸上总没有忧伤，为什么眼里从没有泪光，只因为铜鼓响，只因为火把亮，明天的壮乡，更辉煌，更辉煌”，用优美的歌词和旋律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却是大受欢迎。据报称，陈明身着壮衣演唱的《梦壮乡》已悄然流行于绿城的大街小巷。又如青秀山歌台的山歌擂台赛第一天结束时，评委要求各参赛队民歌的题材应侧重党的“三个代表”、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等，给人以宣传重于民歌本身之嫌，使观众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这启发我们，充分发挥人的宣传能力和民歌节的宣传功能无可厚非，但是发挥的方式应该注意策略。
当然，作为民歌节本身，需要经得起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检验。民歌节存在对观众进行一种非理性操纵这一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一套系统的文化机制，使主体在无意识中臣服于现实生活关系的利益和要求。通过歌词本身、舞台背景(灯光、音响等)、明星效应(如那英、韦唯、周华健、黎明以及一些外国歌星等)等对观众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对民歌节的审美欣赏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消费，无形中达到了自然而效果颇佳的宣传作用。
民歌节与地区经济性要素、政治权势的协商密切联系。“刘三姐的故乡”，这是一个有鲜明特色而吸引人的口号。而南宁市政府也有意把民歌建设成为南宁市的一块“品牌”，以这一品牌引导南宁甚至广西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再考虑到民歌节其它方面如音像工业的发展、多国公司的连接方式、民歌音乐制品的销售和市场以及它与个人、本地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等，民歌节提供的情况恰似社会的缩影。它顺应了当今中国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具体情况。
三、凸现民歌的现代美
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之前，音乐界和文化界学人对民歌的现代发展深感忧虑，认为与现代化高科技的结合使民歌面临生存危机，担心民歌的现代唱法会导致改变其文化基因，会失去其鲜明的民族性、人民性以及特有的韵味，并因此反对民歌的现代化，反对民歌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在我看来，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成功举办，给了以上观点一个明确的回答：在东西方社会都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只要掌握好方法，传统民歌面临的就不是什么危机，而是一个转型的契机。民歌在新环境下将来发展我不敢妄加论断，但它肯定将不同于传统的民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民歌的渐趋消亡，但不等于民歌的渐趋消亡；就像古典诗歌的消亡并不等于诗歌的消亡，相反，正是因为古典诗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才有了今日繁荣的白话小说和自由诗。
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演员演唱气质、精神状态的不同，赋予了传统民歌新的生命力，使人感受一新。老歌与全新理念的演绎，更像是现代年轻人所思所想的一种表达。而这是在民歌的最主要的文化基因并没有大变动的前提下取得的成功：各民族民歌那种特有的旋律有鲜明的体现，观众在欣赏中很容易区分开来；民歌本身的民族性特色在服装、伴舞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虽然民歌节本身还存在某些问题，但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融合，还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启发。
现代美学理论已经证明，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一定的文化语境相联系。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审美对象，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审美意义，问题在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变化。因此，一味反对民歌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没有实际意义，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歌在这种语境中的意义也已经不同于以前。这种发展可能会导致民歌失去某些东西，如一些人所说的原始、质朴等，但是不能为此而否定民歌的现代发展。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并不是要抹杀民族性。南宁国际民歌节就是在保存民族性的基础上与现代性、国际性的成功结合。不承认这种结合，表面看起来是在保护民歌，其实却是在阻碍民歌的发展。如此发展下去，民歌再唱一千年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甚至很有可能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最终消亡。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民族的东西要成为世界的，并不是说不能吸收现代的东西。夏商周时代具有民族性的东西比以后多，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几千年的历史进步，毕竟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中的许多方面已经因为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而逐渐消亡，它们并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成功启发我们，在今天，民族的东西必须和现代的东西相结合，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走向世界，为世界所承认。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民族的东西才可以说真正成为世界的。
对民歌的发展甚至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建设，不是要单纯地保持传统或者是一味地现代化，而是应该根据本民族、当地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等多层次的复杂情况，及时对思想加以调整变化，进而促进它们的发展，使其凸现现代美。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根据社会的需要，成功地凸现了民族文化的现代美，进而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所启发：在东西方社会都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只要把握好方法，民族文化面临的就不是发展的危机，而是一个发展的契机，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并不完全对立，我们应该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在保存其民族性的基础上和现代性相结合，以凸现民族文化的现代美，适应当代人在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发展。
政府对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成功组织和运用启发我们：政府应该加大对艺术组织和艺术活动的赞助和支持，从文化的发展来说，这种支持会促进艺术的普及，大众审美修养的提高；从政治上来说，它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金钱所包含的影响，适当的政治领导和深谋远虑的政治策略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政府或者是艺术组织以及艺术活动还可以争取企业的赞助(对当地群众的影响和地理位置是企业衡量艺术组织对资金需求的两项最重要标准)，这对艺术组织的正常运转以及艺术活动取得良好的组织和效果大有裨益。虽然这种赞助可能会对艺术活动本身有某些消极影响，如导致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的商品化，但是只要我们把握好尺度，就能把这种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点，使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
【参考文献】 [2]王杰.审美幻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信息方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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