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舞蹈艺术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成为80年代的主流首先，舞蹈创作题材多样化了。附属于极左政治的单一创作模式被摈弃之后，舞蹈编导们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艺术视野，舞蹈题讨，促进了舞蹈观念的更新。在此基础上，舞蹈编导的主体创作意识前所未有地得到伸张和强化。舞蹈被简单地作为宣传路线政策的做法得到纠正，追求艺术表现力和深入刻划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得到弘扬。
2．传统舞蹈语言的解构与新舞蹈语言的建构由于中国是个舞蹈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因此，当新时代需要新的舞蹈语言体系时，怎样改造原有的语言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一方面，浓郁的风格性舞蹈语言给作品带来绚丽的色彩和很强的异域风情，仍旧是中国民族舞蹈的精华所在。另一方面，鲜明的舞蹈人物个性也很容易消失在强大的风格魅力之中。所以，20世纪晚期中国舞蹈转变之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舞蹈创作的编导们已经把舞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其他类的象征性形象的塑造当作头等大事。首当其冲的变化，自然发生在舞蹈语言的领地里。
超越简单的舞蹈动作的模仿或是风格性的展览，让舞蹈结合起心灵的真实呼唤，这就是当代中国舞蹈创作的最重要的大趋势。
传统舞蹈语言的变革，是从1980年开始的。
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开始时，由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创作、刘文刚表演的男子独舞《海浪》，在比赛中只得了创作三等奖。但是，这个作品在十五年里常演不衰，不但成为各个舞蹈团体的保留节目，而且还被作为"中国舞桃李杯比赛"的法定剧目。
该作品以演员表演动作的双重性、作品形象的双重性而著名。开始时演员的臂膀模仿海燕的翅膀，像是低掠过大海的浪峰。俄倾，同一臂膀的海燕形象又在模仿翻卷的、滚动的、柔软的浪花。"海燕"的双臂一忽儿柔若春柳，一忽儿又棱角分明；"海浪"的身躯时而冲天而起，时而落地有声。他把蒙族民间舞蹈的手臂动作加以改造和变化，创造出海燕动作的独特形态。特别是动作中的"闪势"，扑簌迷离，奥妙无穷。贾作光还借鉴音乐创作中的"复调"手法，将海燕与海浪交替地展现在舞台上，他在作品里创造性地采用了"连续前桥软翻"、"头肩着地后抢脸"等技巧动作，把高难度技巧和舞蹈形象的深刻内涵有机地化在了一起。在《海浪》里，人们已经看不到归属性很强的舞蹈动作了，即已经看不到属于特定民族或是特定舞种的动作了。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新的舞蹈语汇所特有的新鲜感和冲击力。
舞蹈语言的革新成为时代风气。从《丝路花雨》中的"S"型体态以及《文成公主》中藏族舞蹈与汉族戏曲舞蹈风格的结合起，就已经开了新一类动作风气之先。《刑场上的婚礼》、《黄河》等作品融合了多种民间舞素材，不再做纯粹风格化动作的展览，而是以舞蹈形象的创造为艺术的最高任务。
由蒋华喧编导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将多种汉族民间舞蹈的传统动作切分、打碎、割裂，然后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而自由地组合起来，完成"希望"之"田野"的形象。这一70年代末出现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简单地说，焦点就是传统舞蹈语言的风格性是否可以被打破，原有的语言体系是否可以被"解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述作品的艺术实践，向人们证实了舞蹈语言可以而且完全应该根据编导的需要而被分解使用。
但是，"解构"尚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目的。舞蹈语言终究是支撑作品的主干。打碎了旧有的艺术表现方式，最终目的还在于创造新的。一些作品在这方面做得富有成效。
《割不断的琴弦》是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披露出来的女英雄张志新的事迹创作而成。作品虽然立意塑造反"四人帮"的英雄，但却没有简单地、肤浅地照搬生活实际，而是从烈士女儿的深切思念入手，让作品的结构环绕人的幻觉心理展开，描述了烈士惨遭毒打、被割断喉管而仍坚信真理、英勇不屈的侠胆人格。为了符合人物的心理实际，舞蹈从戏曲、武术、体操等艺术边缘形态中借鉴了许多动作方法，并大胆地吸取了西方现代舞蹈的表现手段，运用了一些地面动作，翻滚、抖动、伸展、蜷缩……作品一经演出，反响极为热烈，但对作品敢于突破传统创作模式并借用西方现代舞蹈的地面动作则褒贬不一。
《再见吧妈妈》把西方意识流手法第一次运用到小型舞蹈作品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中根据特定人物性格而创建的舞蹈语言，如儿子对妈妈的"耳语"，既有生活，又有舞蹈美感。
独舞《残春》也是这一语言建构的带有突破性的作品。
《残春》在一声沉重的锣响里拉开大幕。从黑暗的深处，高踏步走来一个男子。当远处传来回想青春的歌唱时，他一下子扑倒在地，青春永远流失而去的痛苦和难以自制的遗憾，猛地翻滚在心间。他伸出自己的手，像是要抓住飞走的时光，但是，青春永不回头……
《残春》的舞蹈语言已经不再是原有风格化的体系，它在保持某种精神联系的同时，大胆地重新组合了那些动作。
《残春》是如此地动人，是如此地光彩，它深深触动了每一颗经历沧桑的心。它的演出，不仅使朝鲜族的人们落泪，还使得许多普通观众爱上了舞蹈。因为它讲述的绝不只仅仅是鲜族人的情感故事，它更引起了众多人心灵的震撼。从此，人们明白，一个短小的舞蹈作品，是可以有巨大感染力的，舞蹈动作的民族风格是可以加以大胆变革的。
50年代里就参与创作《鱼美人》的房进激，和他的同样富有创造灵感的夫人黄少淑，在《小溪、江河、大海》里运用中国古典舞中最动人的韵律，在水与人的交替形象里，追寻到了最妙的意境。
范东凯、张建民创作的大型群舞《长城》，同样运用古典舞的身韵动律，却将圆、拧、倾、闪、转、冲、靠等一系列动律打破重组，在多重的空间里，把长城的建筑和中国历史的铸造结合在数层形象中，凝重而古朴。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个大型群舞《黄河》。张羽军和张建民的合作，令参加表演的演员们激动，因为，舞蹈动作的冲击力，在作品中终于化作了民族感情的冲荡之力，化作了民族人物的内心呼喊。
《好大的风》是张继刚在东北秧歌基础上编创的舞蹈语言极具个性的作品：
青梅竹马的恋人被拆散了，木呆呆的富家子弟得到了婚姻的名分，却得不到爱的情感；真正的恋人为爱而自杀身亡，在阴间紧紧拥抱；也已经同入地府的傻子，再次颓然"倒地"，木呆，又痴呆！作品里还有寓意深刻的群舞，他们在风声骤起时，是寒风扫过的森林；在成婚仪式上，他们是浑然无觉的看客；在恋人身亡时，他们是致人死地的"井"；当故事以悲剧结尾时，他们是冰冷的"石碑"；然而，当青春的女儿挣扎着想去伸手抓住那已经破碎的情梦时，他们却叉开了腿，听凭女人从密林一样的胯下爬过，自己如同森严的黑幕……
在许多以民族舞蹈素材为基础的舞蹈和舞剧中，舞蹈语言风格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奔腾》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跃的惊世之作。蒙古族舞蹈历来不缺少对于马步、跑马、摔跤、角力等自然生活形态的模仿。但是，到了马跃手里，蒙族舞蹈更贴近了人的情感，更富有人的性格，更多了人的骄傲和潇洒。
在藏族舞剧《卓瓦桑姆》中，著名演员张平扮演美丽的花仙。大约自古红颜多薄命吧，她把尝受到的无尽的苦楚，一股脑地倾泄在前所未见的仰身快速旋转中。藏舞的厚重圆转之意全数含括在内，呈现出全新的语言形象。
由曹晓宁、林树森编导，刘群等主演的蒙族舞剧《东归的大雁》，刻意求新，主张民族舞蹈的风格主要不应该依靠动作的外在形式，而应该贯注民族的精神气质。他们把一个民族回归祖国的过程演绎得如歌如诉，让人回肠荡气。
同样来自内蒙古的诗化舞剧《蒙古源流》，是蒙族著名舞蹈家查干朝鲁和季兰音的多年构思之作，整个演出没有中心事件和主要人物，蒙族舞蹈动作的节奏和力度变化多端，其结构跟随着蒙古族发展的历史大线索推进。其中有：大河流来，晨起牧歌；烈马飞驰，落日浑圆；将士捐躯，母亲折箭；部落盟誓，民族不灭。
岳世果、刘世英合作的《悲鸣三部曲》，不但舞蹈结构新颖，人物的心理语言更令人欣慰。结构是对女性心理的揭示，语言则是对三组女性的着意刻写。这一作品的问世，开了中国当代女性专题舞蹈创作的先河。
从东北的黑土地上走来的王举，为新的舞蹈艺术大潮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释，那就是《高粱魂》。他一直追求把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于是就有了对电影《红高粱》彻底舞蹈化的演示。电影人物的外在动作和可能被舞蹈演绎的精神，都被王举夸张、变形、浓重、凝练地表现出来。这不仅是一次艺术作品之间的改编，更重要的是一次舞蹈艺术语言的大胆创造。
当然，与舞蹈编导们一起进行艺术探索的还有许多人。
进入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社会转型期里的社会舞蹈即原来人们所说的群众舞蹈活动，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著名大企业纷纷成立起自己的歌舞团或艺术团，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将企业文化送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下，传统民间艺术之薪火在许多地方重新点燃。中国明、清两代非常盛行的"花会"及其舞蹈，又在年关的农村乡镇上见到了它们多彩的身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已经普及千家万户。众说纷纭的电视舞蹈，大型晚会上的歌伴舞，风风火火地演出着，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
旅游文化的兴盛，造成了民间大型广场舞蹈的繁荣。
中外舞蹈文化的交流迈开了巨大的步伐。从80年代就开始了的舞蹈交流，速度、幅度都在不断加大和提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国家、地方和集体等多种渠道的演出公司的支持下，大量优秀的外国舞团来华演出，中国人可以不出国门就欣赏到大量优秀剧目。另一方面，中国舞团和演员也在国际上频频亮相和获奖，其中芭蕾舞演员已经成为世界芭蕾舞比赛中令对手们不能小看的佼佼者。
舞蹈创作和表演中的个性化趋向十分明显。舞蹈编导和演员分家的现象正在改观，青年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地自己创作自己演出，直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情感。人们评判舞蹈作品的标准也趋向于多样化，舞蹈观念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港台流行歌曲的表演形式"歌伴舞"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市场，得到了一些人的喜欢，但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激烈批评。随着各种电视晚会、庆典晚会、主题晚会、大型商贸集团开业仪式的广泛举行以及旅游文化的蓬勃发展，大型歌舞晚会中的舞蹈艺术大幅度地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眼帘。舞蹈普及面较从前有了飞速扩大。
开始了新时期舞蹈艺术的80年代，常常被称作是"艺术自觉"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对于舞蹈的理性思考较以往来得更加充分，思考范围更加广泛，更有深度和力度。这种舞蹈意识的自觉，大体上表现在"舞蹈艺术特征大讨论"（约1978-1985）、"舞蹈审美本质和审美意境大讨论"（约1985-1989）、"舞蹈观念更新论说"（约1986-1988）、"关于舞蹈文学性的争论"（约1987-1989）等。这些大规模的研讨，促进了舞蹈艺术理性思维的活动，在后来的舞蹈创作实践中也促进了深刻变革。
90年代，可以看作是舞蹈理论研究、著述、出版的丰收期。《舞蹈艺术》丛刊和《舞蹈论丛》等学术刊物先后创刊，《舞蹈》杂志的发行量不断扩大。《舞蹈摘译》、《上海舞蹈艺术》等地方性刊物从"内刊"变成了公开刊物。继吴晓邦《新舞蹈艺术概论》新版问世之后，新版的《舞蹈概论》又增添了舞蹈艺术方面的理论读本。资华筠等人的《舞蹈生态学导论》将新方法导入了舞蹈研究领域。刘峻骧的《东方人体文化》开拓了舞蹈艺术研究者的视野。舞蹈史研究曾经是50年代起步的史论工作的领头雁，80年代后有王克芬、董锡玖、孙景琛等人的专著问世。王克芬的《中国舞蹈发展史》影响很广。197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成立，该所培养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舞蹈史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于平所著的《舞蹈形态学》、冯双白所著的《中国近现代舞蹈史》、茅慧所著的《先秦舞蹈史》、欧建平的大量译著如《西方舞蹈文化史》等，都颇有开拓精神和创见。
20世纪的最后20年，随着舞蹈艺术在社会上独立地位的加强以及各种体制的大改革，舞蹈机构也处于改组和变动状态。中国舞协的领导作用几沉几起，各地方舞蹈协会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北京舞蹈学院建成了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舞蹈教学建筑群体，而以著名舞蹈家名义开办的各类舞蹈学校如雨后春笋，反映出经济起飞后社会对于舞蹈演艺人才的巨大需求，也预示着舞蹈事业在未来的进一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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