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 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 to Read Donnald Duck: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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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
——————中介 ————————中介
———————╲ —————— ——╱
————————文化是再现(媒介 )
从这个图中可知,文化经验的一个层面总是被另一个层面所中介。比如我们对于一个电视节目、一本小说、一则广告、一篇报纸文章的观感与阅读,总是受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遭际的形构;反之亦然。如果借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术语,电视等媒介的作用是"管理"我们的生活经验;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同样在"管理着"媒介信息(对于信息的选择、组合等)。我们带着自己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爱情观来阅读与理解爱情小说;同样,我们也通过阅读爱情小说增加、形塑或改变我们的爱情观。这样看来,"实体的生活经验"与文化的媒介再现之间是相互辨证的关系,两者不能独立分离开来进行分析,因为各个层面的经验乃是相互中介、相互渗透的。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应当赋予媒介(包括其作用已经大得惊人的现代大众媒介)以什么"中心"的地位,也不能声称媒介拥有什么"决定性"的而不是中介性的力量。
由此可知,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如果的确存在,它也不是单独表现为媒介帝国主义,它毋宁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现象,媒介只是其中的一个运作要素。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日益凸显,或西方媒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日益强化的支配性,实际上是与社会变迁的其他面向紧密勾连的,它们共同属于现代性的扩散和冲击。因此,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解释必须放置在现代性社会理论这个的更广阔的理论脉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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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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