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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群众路线 自下而上 民主 理性
论文内容提要 就社会动员而言，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如何把“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现从“要我”到“我要”的转换。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革命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理性的分析群众路线，既要看到群众路线在社会动员领域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群众运动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又要看到当群众路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
一、民主、革命与群众
在现实生活中，群众参与政治多以维护个体利益为出发点，从理性选择理论到搭便车理论都表明，理性自利的个体行动者在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在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以及规避这种成本的可能性。与规避参与成本相抵牾，革命需要对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与垄断，需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需要牺牲肉体与灵魂的革命品质。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科尔曾坦言，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斗争结束后才有可能建立。与此同时，即便是社会主义领袖也必须具有权威，一定条件下的独裁是必要的，自由本身必须服从于采取及时行动的需要，“使大众服从于少数人的意志日益被认为是民主的最高品质之一”。(注:〔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这样，在民主革命的目标与实现过程间就存在不同的价值诉求。如何实现二者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效能，彰显了民主的古典内涵。正如有作者所言，群众路线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援时产生的一种领导方法。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同时，群众路线也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二、走进乡村
如何走进乡村？根据框架整合理论，当一个社会运动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对于他们所想动员的个人或组织来说，太抽象、太遥远；或者说，它很难与动员对象的实际利益、兴趣或怨恨感联系起来时；为了有效地动员群众，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在大多数场合都需要把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动员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注: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在走进乡村的过程中，首先要了解农民的风俗习惯。在陕甘宁边区，群众生病就请巫神，生了男孩子门上挂一个弓，生了女孩子门上挂一块红布。见了老头子要称老人或老乡；见了老太婆称老妈妈；见了成、青年男人称老乡或同志，成、青年女人称嫂嫂或同志；见了小孩喊“小些儿”。当然，欲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好的方法是帮助他们做事，尤其是帮助他们生产，“那他们就非常高兴你了”。这倒不一定是因为多了你这个劳动力，而主要是表现了你不单会讲“政治”，而且“也能受苦”；大家都是受苦人，没有贵贱、高下之分；同时，劳动也创造了和谐的交流氛围，只有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群众才乐意告诉你许多真实、宝贵的东西。 群众参与政治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组织的民主是无法想象的，组织是形成集体意志的惟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注:〔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在各社会群体中组织工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党的工作重心转入乡村后，在群众中以群众团体的名义编织组织网络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乡村中，有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互济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识字运动委员会等群众团体。抗战爆发后，鉴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保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乡村原有的贫农团或农民委员会加以改造，扩大其范围，改名为农民会，吸收中农，并允许富农加入。(注:《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贫农团改造的决定（1937年8月27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甲1， 1994年5月，第39页。)与此同时，在原妇女代表会的基础上，团结各阶层的妇女，在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注:《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规定（1937年9月）》，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甲1， 1994年5月，第46页。)针对群众团体组织复杂，不适合于乡村环境的困境。1939年，边区党委与政府决定，改乡抗敌后援会为乡级统一的民运组织，内设组织、宣传、职工、青年、农民、妇女、武装、锄奸等部门。乡级抗敌后援会下原有群众团体，如乡工会、青救会、妇联会、农民会等组织均宣布取消，其工作由乡抗敌后援会负责进行。抗战后期，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展开，中共西北局党委提出，要克服乡村中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组织，一切组织重内容，不重形式。 乡村中的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妇纺小组、农会、合作社、学校等就是基层群众组织。(注: 建构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参加到一切群众团体中去，而同时又能经过这些团体去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领导群众而又服侍群众。(注:洛甫：《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组织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在政治上，群众团体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是经过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去实现。为了统一非党组织中共产党员的行动，并经过他们去实现党的领导，凡非党组织中有三个党员以上时，就需要成立党团。人数多的党团，应当成立干事会。对党团的决议，党团中每个党员都须一致执行，并经过党团实现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各级非党组织中的党团隶属于同级党委员会并接受其领导。凡属党团所在的非党组织中，有关涉政治方向、斗争策略问题，必须预先取得党委会的同意。
三、运动群众
“新政权虽在根本性质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但新政权不完全代表农民利益，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活动不行”。
②因此，运动群众的核心是把“自上而下”的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行动。实现从“要我”到“我要”的转换。所谓“自下而上”的行动，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健全农会、妇联会等群众团体的组织和生活，由它们出面来领导群众。党务、军事干部去作群众运动时，应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党和政府不能指定或圈定群众组织领导机关的名单。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己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唯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运动群众不是用命令，更不是用强迫，而是依靠共产党员政治上的模范作用，依靠党在群众组织中艰苦的宣传教育与组织工作。把动员的计划提到各个群众组织中去讨论，每个群众组织动员自己的系统一直到广大的会员。这样，就使得整个动员很快的到达每个村落和每个屋子，男人、女人、老年人、壮年人以及儿童都卷入到动员潮流中来——父母动员其子，兄动员其弟，弟动员其兄，妻动员其夫，儿童动员其父兄，街头巷尾，田野村庄，到处都在动员。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动员，广大群众给政府一个实际的回答，即：困难已经克服，计划已经实现。(注:罗迈：《关于特区群众工作——答×君的几个问题》，杨实编：《陕北的群众动员（实践文库之三）》扬子江出版社印行1938年版，第8—11页。) 其次，群众英雄要通过群众竞赛的方式来产生。从社会教育到民主选举，从征收救国公粮到扩军运动，从大生产运动到合作运动，各区乡之间，自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之间，都订立竞赛条约，并以超额完成计划为目标。在陕甘宁边区群众竞赛的过程中，产生了识字英雄、劳动英雄、移民英雄、锄奸英雄等先进人物，以此掀起竞赛的高潮。竞赛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乡村社会改造中，以免除义务为目的，追求消极平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如有作者所言，“边区一般人民，今天有两个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负担公平，再一个是断案公平。”(注:《乡选开始》，《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显然，“负担公平”的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的，它有悖于革命对个体的要求，革命呼唤着群众竞赛。 "
最后，运动群众的根本动力还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简单地讲，所谓“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就是在立足阶级出身的基础上，强调革命情感，依照革命情感，确立政治角色。(注: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身份”不同于“成份”。个体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忘我奉献，可以改变“成份”，但永远无法改变“身份”即阶级出身。参见拙文：《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分析——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与此同时，运动中还形成了超越自我，勇于牺牲的“革命音符”——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以及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竞争的舞台上，在英雄的感召下，在革命的音符中，群众运动得到升华，从而完成革命的剧场效应。
四、效用分析
对革命党而言，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是完成革命秩序的建构。显然，就建构革命秩序而言，群众路线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实质是以民主为表现形式的群众路线与以集中为内容的革命秩序间的张力。如1941年延川县工作报告所称，自边区推行民主的施政纲领以来，“不论大小干部，都是开口民主、闭口民主”，群众也逐渐了解民主的内涵，凡干部违反民主，遇事包办都要受到群众的反对，但群众对“民主的把握”也常出现偏差：
1、现在民主是普遍人人都懂得，有些乡村对某一个人，大家不顺眼，对任何负担就要多些，被斗争时大家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民主。
2、今年的驮盐，全数老百姓都不愿驮去，他们政府是使用民主哩，我们都不要驮去，这也是我们的民主的。 这种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狭义的，不正确的，恶意的，攻击式的民主”
⑤，凸显了民主动员提供革命效能的不足，它也背离了革命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如何引导民众规避“恶意”民主，把握“正义公道的民主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希望通过英雄人物的带头作用，激发群众间竞争、竞赛的革命激情。但当英雄意味着奉献时，群众对成为英雄就产生了惧怕、逃避心理。据44年、45年边区各地方政府工作总结：一些群众对当劳动英雄仍有顾虑，原因是劳动英雄要参加各种会议，影响生产；怕当了劳动英雄多负担。吴旗县老百姓看见劳动英雄误工很厉害，在他们中间就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英雄应该轮着当，不然误工误不起”。
必须指出的是，解读群众路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丝毫不能抹杀群众路线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重要意义。就社会动员可以利用的手段而言，群众路线无疑是最佳方案。在乡村社会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识字运动、选举运动、征粮运动、扩军运动、大生产运动、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借助“自下而上”的运动技巧，群众路线对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完成革命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
理性分析群众路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预期目标是否实现，而在于实现目标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群众路线践行了群众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路径，为边区政府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在边区，人民主权的社会意识已深入人心，并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打扫得颇为洁净的黄土街衢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若留神去观察每个人的表情，他们的眉宇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愉快的神情”，这种活泼、愉快的气氛不仅在延安城里，整个边区都“很难看见一个苦脸相的人”。(注:楚云：《陕行纪实》，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3页。)
五、结语
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历程，群众路线犹如“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一样，已经成为自然法的一部分，凡事诉诸群众路线就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解读群众路线，既要看到群众路线在社会动员领域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群众运动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更要看到当群众路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如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所言，革命者“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注: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今天，如何处理好群众路线与宪政民主的关系，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