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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其影响在世界各国不断扩大，理清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并把握其精神实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第三条道路理论探索的路径体现为：
一、批判式解构：反思性学习过程(一)对传统理论的反思性学习。这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左派)和自由主义(右派)二元对立理论的批判。
1.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解构。第三条道路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3,P3]。虽然第三条道路界定社会主义时非常模糊，他即包含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也包含了温和的社会主义(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则趋向于1989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批驳了社会主义对于传统的坚决反对；在人与自然方面，把自然看作是工具和手段而非伙伴；在平等方面，迪尔凯姆发现平等理想与社会主义运用计划控制模式来分配财富之间的张力不断存在，这种“以保护弱者、反对强者”的消除差别的结果平等的控制论模式不仅会导致道德滑坡，而且会出现如马克斯·韦伯和尤根鲍姆-巴维尔克所认为的经济无效益和官僚统治的出现；第三条道路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关系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虽然肯定它在批判自由民主主义方面的进步性，但是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点中的卢梭主义因素似乎很强，与政治多元论难以调和……如果与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与平均主义倾向联系起来，这种民主实质上只是提供一种框架，社会主义政党可以通过它安全地掌权并实施他们的改革纲领，扩大民主意味着以这种方式“影响人民”，但是如何使经济生活的合理方面与平等相一致的两难境地依然存在；在福利国家方面，第三条道路批驳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央集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会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负担加重、高失业率、官僚政治、寻租行为、犬儒主义、权威主义、逃避责任、缺乏创造性、对改革充满敌意；在生态和全球化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批驳原有社会主义对社团主义侧重、充分就业取向以及他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他很难采取系统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在民主实践中缺乏一种全球眼光，因为它与两极化的世界依然保持联系。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上述局限性的解构性分析，第三条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已不适应后传统社会的现状，其理论开始由最初的激进退向保守，转向防御，在政治舞台上的实践趋于式微。
2.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性解构。第三条道路认为，新自由主义(新右派)是保守主义政治中存在的真正激进力量[1,P35]。他们强调道德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最小化，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低度的生态意识等。第三条道路认同其在传统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遭遇困境之际，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新性作用。但就他们理论中的激进式做法，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矛盾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对待传统，在市场力量以及富有攻击性的个人主义推进下，新自由主义对传统充满敌意，但是随着性放纵、家庭、同性恋、民族、宗教等问题出现时，新自由主义反而又依赖传统；新自由主义一方面主张国家最小化，另一方面又要有一个能够维持秩序、保证民族团结的“强国家”；一方面推崇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担心家庭的瓦解、道德的沦丧；一方面谈政府缺陷，另一方面却忽视市场的失灵(如生态问题)；新自由主义对平等、公正责任等传统价值观的忽视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如种族纠纷、贫富差距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自由主义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却突出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性，体现国家强弱对内对外的不一致性。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核心理论矛盾重重，必然决定了他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不会走得太远，探索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新的道路成了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
(二)对现代性的反思性学习第三条道路对当今社会五种两难困境——全球化、个人主义、左翼和右翼、政治机构、生态问题[3,P30]——进行了反思性批判。这种批判是建立在被传统视为理所当然的二元张力的逻辑思维之上，解构了他在反思现代化里顾此失彼的困境，为建构适应社会变迁理论的新思考埋下了种子。
二、整合式建构：理性化变迁和超越性范式导向
综上，“第三条道路”的超越式建构，是以对传统理论的扬弃性整合为前提，并在反思社会巨大变迁的现实情况下，作出的应对性的战略转变，体现了他理论建构的扬弃性整合和超越性的范式导向的特点。而这种理论变迁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理性化的反思基础之上。
三、实践式完善：革新式行动和滤合式修正如上所述，第三条道路是在社会反思性进步中除了选择之外别无选择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中以革新式的行动和滤合式的修正不断完善的。
四、结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适应性的科学探索
当我们惊讶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与理论家携手共奏现代社会治理的新乐章时，我们不禁会反思“是什么促使这种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的时代性对接(注：万俊人：《之间与之外：关于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第39页。)?是怎样的研究方法建构了这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第一个问题表明政治权力需求和学术话语供给的共谋性对接。这种供需对位的一个原因是理论探索哲学理念和政治目标的趋同。第三条道路不求政策策略的同一，但求殊途同归。它试图使国家和政府——包括福利国家再加上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现代化，其含义是改革社会制度以适应全球化过程中信息秩序的要求[5,P32]。从“自然能给我们什么”走向“我们为自然作了什么”的反思性实践与研究之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种追求也成为政治家在这个传统不再是传统，自然不再是自然的社会中，如何回应与参与，以促进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民主的生活政治，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政治目标。理论和实践在此实现了共谋性对应。第三条道路备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其适应性的科学探索。它顺应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反思性地学习传统理论，以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提出了一整套适应社会发展的替代性政治哲学和有效治理的政策框架，为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这些可行政策的出炉显然得益于“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的科学研究方法。表现为对传统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反思性学习，在批判性的解构中加以扬弃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性的建构了适应社会现实的新的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的作者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种理论是引领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的万能钥匙，因而他们寻求与政治现实结姻，并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之中，同样有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要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有一个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从1998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就可看出这种选择的艰难。而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哲学理念和适应性科学探索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开启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扇窗口。如果我们能借鉴性的利用第三条道路理论探索的路径模式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问题，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笔者认为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2]郎有兴著：《第三条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4]杨雪冬、薛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