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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左”比右好，是我党一以贯之的党性特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一党性特色，是从“革命的进步力量”比“腐败的落后势力”好的本源定义上说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早有科学说明。长期以来，囿于狭隘的经验主义立场，我们将“左”与“右”等同于“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并与党内“左倾”和党内“右倾”的概念混淆起来。建国以来，我党正反历史经验教训，不是证明了右比“左”好，恰恰相反，它是“左”比右好党性特色的科学证明。
关键词：“左”比右好、本源定义、拒腐防变、三个代表
公元二000年九月十四日，曾经身为我党高级干部的大腐败分子成克杰，在北京被依法执行死刑，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对成克杰的依法严惩，是当代中国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同时也标志着当代中国转入治理整顿时期的又一次重大战役胜利。腐败分子命运的丧钟已经敲响。事实再次说明，社会腐败永远是中国革命的死敌。无论是谁，只要他敢于腐败变质，或迟或早都会受到代表中国党和人民意志的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
我党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仅仅严惩一个成克杰不是目的，我们是要以此警告一小批人；同时，还要深入剖析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借以预防和治好其他人可能犯的同一病症，以此挽救一大批人。从成克杰法庭上替自己的辩护理由看，他还没有完全认清自己腐败变质的思想根源。目前，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不仅仅是成克杰一个人的问题，它还严重地表现在党内外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中，因而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思潮，是以很有深入剖析的必要性。
一
事实证明，曾经身为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就是彻底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而奉资产阶级政党的“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想为圭皋。目前，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右比‘左’好”的错误观点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西化”、“分化”的阴谋渗透，这是国际大气候，是外因；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正反历史经验，从表面上似乎也证明了“右比‘左’好”的观点，但这是建立在对“左”与“右”本源定义重大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这是国内小气候，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曾几何时，人们讳言“左”与“右”，尤其反感“‘左’比右好”的观点，但在经济建设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社会腐败却愈演愈烈屡禁难止，致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党内大腐败分子相继出现、最终落入人民法网。因此，讳疾忌医终究不是好办法，要根本地解决问题还得从理论的本源定义上找原因才行。
习惯上，我们把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同盟军，称为“左”派；而把腐败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支持者，称为“右”派。什么是本源定义上的“左”与“右”呢？毛泽东同志明确说过：“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因此，“左”就是革命、进步，“右”就是腐败、落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的本源定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建党学说，无不是主要建立在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金权政治”腐败基础之上的。八十年前，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相继建立，就充分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是“左”派代表，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右”派代表。
一般说来，“左”是新生的、弱小的、幼稚的，但它是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的革命的进步力量；“右”是老于世故、貌似强大的，但却是早已从内部开始僵化、腐败的落后势力。只要暂时幼稚的弱小者勇于学习、勇于进步、勇于革命、勇于斗争、勇于胜利，勇于坚持“韧的战斗”，就一定能够战胜暂时强大的腐败落后者。“柔弱胜强”（毛泽东：《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辩证转化就一定会实现。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换句话说，在和平时期要注重革命先进性，防止党内“右倾”；在战争年代要注重广泛团结性，防止党内“左倾”。圣人坚持自我革命的先进性要求，与一般群众的广泛性要求相统一的原则，而不会苛求一般群众觉悟要达到与圣人同样的高度。
通常，人们却把本源定义的“左”与“右”，与党内的“左倾”与“右倾”混淆起来了。后者实际上是“左之左”（极左为右）、“左之右”（左右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1955年3月）由此可见，即使是党内的“左倾”、“右倾”，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本源定义说明的。 或许有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党内“右倾”是唯一稳妥的守成之道。然而，它只是我们与敌人达成的暂时妥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一切僵死的腐败的落后势力“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因此，“和大怨，必有馀怨，焉可以为善？”（《老子》）不仅如此，党内“右倾”还从内部瓦解革命者的意志，搞乱人民群众的思想，削弱人们为真理、为光明、为进步而奋斗的热情，使革命政党的“堡垒从内部攻破”、分崩离析、腐败变质，最终只能向强大的僵死的、腐败的落后势力俯首称臣、缴械投降，要么成为它们的罪臣和奴隶，要么成为与它们同流合污的附庸和帮凶。
二
然而，我们在“左”与“右”的理解上长期出现片面性重大失误，为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是由“右”的经验主义的认识狭隘性造成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国共两党的不同特色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影响，我们把革命的进步的“左”，片面地理解成“阶级斗争”；而把腐败的落后的“右”，片面地理解成“全盘西化”。显然，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离不开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的三大发展阶段。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就是在政治斗争（第一步）取得胜利后的经济建设（第二步）、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第三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新文化革命，只能是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文化理论创新，而不可能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低水平重复的“阶级斗争”；否则，“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理想怎么能够实现呢？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因此，将革命的进步的“左”，仅仅理解成“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仍然是落后的“右”的观点。这种片面性认识的根本危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同其它一切主张暴力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混淆起来，进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论”科学立场，而走入传统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治决定论”的专制封建主义歧途。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巨大危险性暂时不仅没有暴露出来，反而被现实地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都沉浸在革命的“政治斗争”对改良的“经济建设”战胜的巨大经验喜悦之中，面对着新中国建立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时期，我们并没有作好充分的理论思想准备。一九五七年后，理论严重滞后的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危险性迅速暴露出来，从而使我党新时期指导思想上出现重大分歧。
根据事前不远的“革命”对“改良”战胜的历史经验，由我党一以贯之的“‘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似乎应该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走所谓的“革命”派的政治斗争道路；而根据新时期的经济落后是主要矛盾的特点，由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似乎应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所谓的“改良”派的经济建设道路。当时，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后果是十分残酷的，尽管分歧双方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的“左”的善良愿望出发的。
其实，按照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对“左”与“右”的科学说明，此时的“革命”派已经开始落后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了，这种沉迷于旧经验的思想更具有空想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右”；此时的“改良”派大体上符合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更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左”。由于我们理论上的严重滞后，上述划分的科学性反而被历史经验颠倒了。形式上坚持“‘左’比右好”，实际上却是坚持落后的“右”比进步的“左”好。正是这种“右比‘左’好”的错误指导思想，使我们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价。
我们能说，三年“大跃进”的虚报浮夸是革命的“经济建设”吗？我们能说，十年“文革”的打砸抢夺是进步的“文化革命”（理论创新）吗？显然不能。从主观的善良愿望和空想主义出发，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我们的事业怎能不在无情的社会实践面前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呢？因此，建国后的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的进步的“左”了，反而是严重的极端的“右”了。可以肯定，虚报浮夸就是经济上的严重腐败，捞取个人实惠的本质未变；打砸抢夺就是文化上的极端落后，摧残文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相同。因此，建国以来的反面教材证明，“右比‘左’好”是彻底荒谬的，它正是我们过去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比右好”党性特色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