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交易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中国华北某乡镇油脂厂老板，为解决工厂经常停电减产问题，决定用当地最常见又最便宜的秸秆做燃料，建一个小发电厂。自从他购买了一套400千瓦的秸秆发电设备，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好事就找上了他。 一位自称日本咨询公司总经理的人要和他“合作项目”，满口都是“碳减排”、“CDM”，于是，这个准备因陋就简修建的发电小作坊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投资9000万元、规划容量1.2万千瓦的电厂。如果这个电厂建成开始发电以后，除了卖电，由于减排了二氧化碳，这位油脂厂老板每年还将获得100万美元的收入！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故事并不是电影《非诚勿扰》中“分歧终端机”那样的骗局，事实上围绕碳减排的交易已经催生了数千亿美元的庞大市场——尽管交易的对象不是实实在在的产品而只是抽象的减排数字。 简单地说，碳交易就是指企业通过技术节能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经过联合国CDM（清洁发展机制）核准后可以拿到市场上来买卖，由于中国不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减排国，中国巨大的减排潜力将可能借此机制转化为巨额的外汇收入。 这听起来真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它让以往通过道义来约束的节能减排捆绑上了现实的利益，在看得见的利益和看不见的道德满足感的双重诱惑下，碳交易一时间风声水起。 《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的短短几年，国际碳市场爆炸式增长。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发布的报告，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而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交易成为世界第一大期货市场。 更令人兴奋的是，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可以提供全球1/3碳减排量，据测算，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碳交易可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掘金者早已迫不及待。 2009年9月，世界银行碳基金和日本碳基金等5家外企与山西晋城煤业集团签订“碳减排购买协议”，购进晋城煤业集团的二氧化碳减排额度1075万吨，涉及资金上亿美元。 不仅如此，国内企业之间的碳交易也在悄然展开。 2009年8月5日，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平保险）与北京环境交易所就购买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举行签字仪式。这标志着国内首例自愿减排碳交易的成功，天平保险也成为我国首家自愿涉足碳交易的企业。 金融机构也不甘落后，从2006年开始，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在境内首创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这一“绿色信贷”品种；北京银行和浦发银行紧随其后，先后与IFC签署了能效贷款协议；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则发行了挂钩碳排放交易的理财产品。 另一些人则开始经营CDM项目咨询顾问公司，致力于开发可减排的工厂项目，项目业主将项目产生CER（核定减排量）卖给需要的企业或基金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从项目申报审批、商务谈判到购碳协议执行期内的碳资产管理，为国际买家推荐优质客户，为减排企业寻找对口买家，建立适合企业CDM项目开发的合作模式并签署国家购碳协议诸多层面。 在碳交易服务平台方面，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TCX）正虎视眈眈，力争成为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的主导者。 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碳交易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谈市场的巨大差价，丰厚的利润催生出无数中介公司，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都在扩充旗下的碳交易业务、增设碳交易基金。 各大银行不甘落后，纷纷推出碳金融产品，碳资产越来越受到私募资本的关注。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介入的碳金融活动、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碳排放信用等环保衍生品。商业银行也进一步发展碳金融创新。 2000年，世界银行发行了首只投资减排项目的碳原型基金，目前已经设立了8个碳基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自2011年以后，私人资本开始大举投资减排项目。早在2007年底，私募资本主导的基金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政府机构或组织主导的基金，如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等都非常活跃。 曼氏投资的报告显示，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通过交易所场内交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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