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寒冷的天气并没有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而稍稍变暖配合。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发生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气候门事件”却告诉人们，人为因素似乎确实可以“影响气候”，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问题的不确定性。但随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人们很快就淡忘了这一需要审慎对待的气候“科学”问题，而去追逐大家都在追逐的气候“公共”问题。 与2007年及以前的气候变化大会相比，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正在分裂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要更多、更冷静、更细致的工作和更长时间才能进一步验证的气候变化科学事实及其真正科学原因；另一方面是认识空前统一，热情日益膨胀。应对气候变化成为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义等因素错综复杂和相互纠缠的较量。 当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在国际科学舞台、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和话语权。在大会已经结束的现在，再来回顾一下会议的过程，我们愈发感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演进为一场全球性的科技、社会与政治运动，一场关注程度不亚于以往战争的运动，只是此次面对的不是特定的人群，而是更难以把握的气候系统。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没走多远但很艰辛 2007年，多位学者称之为“气候变化年”。在这一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从年初就开始陆续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强大而有说服力的数据向全人类展示了地球气候的现状和未来，将气候变化的概念传递给了更多的人；在这一年，联合国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召开，虽然大会的成果——“巴厘岛路线图”，也是在最后一刻达成，但却让人们对两年之后的哥本哈根会议给予了更多的希望；在这一年，IPCC的众多专家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可能是诺贝尔和平奖覆盖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国际社会似乎已经与气候变化问题紧密捆绑，气候变化已成为所有政治和公共问题的核心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哥本哈根会议而有了更多期待和更多表现。但随着哥本哈根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将“巴厘路线图”带到哥本哈根却相当困难。尽管若干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表态积极减排，但其实其中可能危机重重，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小；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却在作着积极努力——适应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威胁，会场上的眼泪让人们相信，对一些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而言，要适应IPCC预测的气候变化确实很难；非政府组织（NGO）在这次会议的表现尤其值得一提，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众多NGO展示的平台，他们在传播大量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在以多样的方式影响着应对气候变化运动的走向。 《哥本哈根协议》在会议延期的情况下达成，尽管其执行力还有待于后续的完善，但还是有若干非常具体的进展或成果达成。相对2007年巴厘岛会议，哥本哈根会议显得更为沉重，更加的步履蹒跚。 应对气候变化：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挑战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应对气候变化运动中，各个国家阵营、社会团体、公众媒体等纷纷调动，积极参与，众多组织和集团的热情足以感动和带动更多的人群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列中，人类社会也因气候变化而再次集中地站到一起，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样的一场运动中，肯定避免不了利益的冲突、观点的碰撞，正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全球协调行动（如国际联盟）一样，气候变化也摆脱不了妥协、调停、再妥协的命运。但我们也看到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传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转型发展的挑战。 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气候变化而更加具体，传统发展模式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面对新的挑战。高碳发展的成本（这不仅包含排放的环境成本，也包括资源消耗的成本）正在增高，而且，可以预见这一成本还会进一步升高。这对掌握先进低碳技术的发达国家而言，在未来新一轮的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发展蓝图中，将占据更为主动和重要的位置。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不仅错过过去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机遇，而且可能错过即将到来的低碳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 尽管低碳发展仍有很多重大障碍，但在文化、伦理和技术等方面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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