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而且绝非仅因影响环境，说到底，是关于发展的问题。国内外对全球变暖的忧虑与日俱增，环境条件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中国做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最大经济体之一，一直是国际减排讨论中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宜人的环境属于全球公共品范畴，减排是各国的责任。实际上，中国的减排压力并非完全来自国际社会，中国人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有对环境适宜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减排的必要性毋庸置疑。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发展将是长期的主题。问题在于：经济增长与减排是否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必须择一而从？在增长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减排？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 19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制订并实施发展与保护并重、保护优先的政策，致力于能源保护。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能源保护是改变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能源节约的过程中，强调结构调整，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强管理和强化法制以及深化改革和公民参与。中国正在完善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的指标体系，而且要将能源消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价和年度评估之中。短期而言，中国的减排政策主要由国内能源效率政策、可持续能源开发、核能开发、国内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等组成。从长期来说，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将聚焦于温室气体减排、碳税以及碳的定价等。中国将通过参与国际减排机制而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已实施了一系列有关能源保护的经济与技术政策，而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行各业以及企业内部都已确立了三个层次的节能制度。中国能源发展战略最优先考虑的不仅是能源保护和能源效率的提高，而且还包括高效洁净地利用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能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不仅把优先保护能源纳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而且还涵盖了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致力于走低排放发展之路。 避免外资“向底线赛跑” 关于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一个盛行的观点是“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PHH）。该假说认为，由于东道国（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监管力度较弱，将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其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生产，以降低其污染处理费用与治污成本。包群、陈媛媛、宋立刚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不同地区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排放之间大致呈现出倒U型关系。由于很多环境质量恶化过程往往不可逆转，一旦环境质量遭到破坏，很难得到改善，例如污染辐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物种灭绝等，因此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从有关研究来看，中国区域差异显著。中、西部省份面临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双重决策目标，需要得到中央政府与东部省份在融资渠道、环保技术等诸多方面的支持，以缓解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现实冲突。东部省份则需要提高其环境监管力度与环境保护标准，以改善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负面影响。有关研究显示，与吸引外资绝对规模相比，外商投资结构对东道国环境质量、污染排放同样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今后引资重点应考虑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将更多的外商投资引向清洁型部门，利用外商投资的环境标准外溢作用，优化我国的引资产业结构，以避免各地区在吸引外资时形成恶性的“向底线赛跑”现象。 能源价格改革：进一步考虑可行性和激励相容机制 中国环境问题的出现与解决，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蔡昉等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是现行的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而没有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环境政策的抉择。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各个主体的行为导向随之发生变化。政府更加注重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和谐；企业更在意赢利性而非外部性；居民正从生存压力为主的民生向全面的发展转变，形成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减排问题集中于其可行性和激励相容性。通过别国的经验可知，从整体而言，当人均GDP达到18，963元（1990年价格）时，就会越过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进入排放总量逐步下降的区域。如果以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2007年越过临界点的省份包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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