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上中旬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成功发行了苏维埃钞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并且留下了广为传播的“红军票”故事。
一
1934年10月，据守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因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等中枢机关也随军行动。国家银行与财政部一起编入中央纵队（代名红章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大队长袁福清（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政委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率领，成了“扁担银行”、“马背上的银行”。其时，第十五大队除负责保护、运输国家银行（中央金库）尚存的几十担银元、几十担国币、几担金子和一些首饰、珍宝外，还有几十担印制国币的原材料。由于还要负责筹粮筹款，保证红军给养，因此，毛泽民同时担任了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由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
离开中央苏区后，红军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个规定，沿途不准使用苏区纸币。这个规定固然有苏区纸币不为白区所接受的考虑，也有保护群众利益免受损失的用心。
长征之初，按照博古、李德的设想，红军是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儿建立新的根据地，再回过头来收复中央苏区。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博古、李德却仍然执迷不悟，要按原计划走下去。而此时，蒋介石已窥破红军意图，在湘黔边境集结重兵，张网以待。红军危在旦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人再也不能坐视不管。经过激烈抗争，终于实现通道转兵，红军西进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避免了红军可能覆灭的危险。在12月18日于贵州省黎平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坚决主张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与会的多数同志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黎平会议后，红军迅速西进，而李德依然坚持其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因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又一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红军迅速西渡乌江，向遵义地区进发，在川黔边迂回作战，以粉碎蒋介石的围歼，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与会的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进一步确立了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
二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以军委干部团军需处主任罗梓铭为主席，下设人民武装、肃反、土地、财政、劳动、文化等六个人民委员会，分别以红军干部丁柏霖、周兴、朱开铨、毛泽民、陈云州和地方干部任移担任上述各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每个人民委员会设委员三至九人，整个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有委员25人。
遵义是贵州省内仅次于贵阳的第二大城市，一向为黔北中心，各种土产集散地，汉、苗等族商旅云集之所，市场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穿越其间，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因为反动政府、反动军队的欺骗宣传，红军先头部队进城时，“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无几，店铺都关了门，满街垃圾，一片萧条凄凉”。红军大部队进城时，群众已发动起来，“各种商店都已开门营业，百货日用品、食品到处都是，街上行人也很多，有赶街市的，有看热闹的，有做宣传的，还有高声叫卖麻糖的”。
另一方面，当年遵义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行署，管辖十来个县，自是军阀、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结的地方，贵州军阀王家烈便在这里称雄一方。他在遵义开有烟馆、盐行，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当地缺盐，他一手操纵市场，以高价出售。其时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四角钱一斤。许多老百姓因为买不起盐而患大脖子病。
国家银行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估量，认为这种一面到处是商机、商业活动，一面群众严重缺盐而军阀囤积居奇的局面，有利于发行苏维埃钞票，主导市场，满足群众需要。
此外，久困大山、长期作战的红军指战员，得到这么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来到这么一个有大量东西可买的地方，也急需用经费和自己积累的“伙食尾子”，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以利今后的行军打仗。而红军指战员随身携带的经费和“伙食尾子”，一部分或全部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钞票，它们在白区无法流通。因此，国家银行计划在遵义城发行苏维埃钞票，来吸纳、消化它们。
三
为在遵义发行苏维埃钞票，国家银行在红军先遣工作团、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措施，进行了周到的现场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和工商业者，迅速恢复遵义商业，活跃市场。毛泽民等利用红军入城式和遵义万人大会的有利条件，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社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使遵义的群众和工商业者明白：红军是正义之师，只视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敌，而视开明士绅、工商业者为朋友。红军只没收军阀、官僚、豪绅通过压迫剥削穷人而掠夺来的财产，对于商人则实行保护政策，支持他们发展贸易、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公买公卖，鼓励他们与红军合作，正常营业。毛泽民还专门到一位姓余的商会会长家拜访，又到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家做工作。刘伯庄兄弟因黔军溃退时抢劫了他们家财物，而红军先头部队进城则保护了他们的财产，便欣然出面说服动员商界同人开门营业，还积极帮红军采办货物。由此，苏维埃钞票的发行就有了相应的市场。
二是设立兑换处，并利用没收来的稀缺物资，发行、回笼苏维埃钞票。国家银行设在遵义老城红花岗区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使国家银行有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房。在广泛宣传苏维埃钞票发行、兑换政策，群众及商家对苏维埃钞票已有足够认识的基础上，他们一面发出苏维埃钞票，使其在市面上流通;一面组织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苏维埃钞票。其时，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6个兑换点，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为彰显苏维埃钞票信用，保障群众利益，他们把没收来的大量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收苏维埃钞票，不收其他货币。而且一元苏维埃钞票可到兑换点换取一元二角现洋，或两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银圆、金条等）和物资保证，发行的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附近驻有红军部队的城镇的群众和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苏维埃钞票。苏维埃钞票信誉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为此，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遵义度过了最为忙碌的10天。在红军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突击一个通宵，把没收来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苏维埃钞票都整理完毕，第二天又随部队出发了。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回笼苏维埃钞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钞票的信誉，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影响。群众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对于当年少数还流散在群众手中的苏维埃钞票，1955年国家发行新的人民币时，还以1∶1的比价兑回了。
在国家银行发行、兑换苏维埃钞票期间召开的遵义会议，审查和决定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根据敌情新的变化和贵州的地理、经济社会状况，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从而放弃了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计划。红军主动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兑换苏维埃钞票的活动，自然也就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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