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大事：大批军队干部曾和地方干部共同组成工作队参加了一些地区的社教运动。它的缘起是1965年8月17日毛主席在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的一份关于学员参加农村社教的体会的报告上所做的批语中，要求全军干部（除年纪大和体弱者外）两年内分4期，每期半年，都要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
根据这个精神，我（沈阳军区一个炮兵师的组织干事）和我们部队几百名干部参加了黑龙江省绥化地区绥棱县的农村社教，前后历时8个月。
我只参加了一个生产大队的运动，而且在运动中又没有发生“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个“波澜不惊”的生产大队的社教运动，在事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人和事！历史的回忆，可以是宏大的叙事，也可以撷取一些可以使历史鲜活的细节。
给李省长写信
集训结束后，我们9名军队干部来到了该县克音河公社津河大队，与先几天到达的6名肇东县的地方干部组成了工作队。肇东县一个公社吕书记任队长，张干事任指导员，我是材料员，主要工作是上承下达及文秘工作。
很快，黑龙江就进了严寒的冬季。一天，和我们一起参加社教并担任分团副团长的师副政委宋兆田从公社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我们大队，与张干事进行了单独谈话。
原来，张干事给李范五同志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对李范五同志的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高标注，高质量”的提法进行商榷）。省里把这封信退给了部队，谈话中张干事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在重大问题上，对上级的说法做法有不同意见，可以直接向上直至向党中央反映。宋副政委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党员可以向上级反映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军队与地方共同组成工作队开展社教运动的特殊情况下，对地方同志的意见最好是按部队组织系统反映。以我的观察谈话是和风细雨的。
宋兆田副政委曾是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所在营的教导员。董存瑞舍身炸毁隆化中学敌桥头堡不到10分钟，宋兆田就与进攻的部队冲进了隆化中学。在朝鲜战场上，他是威名赫赫的喀秋莎火箭炮师的组织科长。这位“三八”式出身的政工干部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原则性都是很强的。1974年军队刮起一股“走后门”当兵风波，他让女儿退回了军装又回到了农村。他在部队有很高的威望，张干事是我们师的“笔杆子”，是南下时入伍的大学生，参加了朝鲜战争。注意领会上级精神，把握大方向，是政工机关干部的基本功。他能写出那样的一封信，就不难理解了。难得的是社教运动结束后，文革开始不久，大约是1966年8月，李范五同志即被黑龙江造反派“打倒”，在我印象里，他是最早被群众“拉下马”的干部之一。张干事仍然很淡定，没有表现出自己是有路线斗争觉悟的“英雄”。
据说，省里把张干事的信退给部队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写信这件事就这样无声无息了。
其实，从党的政治生活原则看，这就是一件既平常又正常的事，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处理的。
“麻花”成为标志
进村后，有群众反映，小学校任校长的家庭成分是“漏划的富农”。工作队把甄别的任务交给了我。
第二天，我们4个人去任家吃饭，任家知道工作队有“鱼肉蛋面酒，五味不进口”的纪律，他这顿饭是我们纪律允许范围内的上限，萝卜丝炖冻豆腐，炒干豆角丝，四碟咸菜。吃饭时，老两口诚惶诚恐地忙前忙后的神态，让我多年也忘不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了任校长。他告诉我，学校共有3个班，一到课间休息，学生就分两伙。一伙人多，边吃麻花边说笑，这是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因为解放军工作队员吃饭给的是全国粮票，这种粮票是带油的，在市场上可以买油炸食品，比如麻花，所以他们能带麻花上学。一伙人少是家庭成分“高”的，工作队不去吃饭自然也就没有麻花吃。开始他们回家问大人，往往遭到一顿打骂，或者是大人们的“一声叹息”。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家庭成分成为一个人入党、入团、入伍、招工不可逾越的门槛。在特定的环境下，它让一种油炸食物麻花具有了符号意义，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标志。
“破麻袋片”现象
工作队一进村，贫农老杨非常积极，经常反映情况，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生产队的大会小会，大事小情都缺不了他，老杨成为了积极分子。
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工作队了解情况的渠道也多了，老杨和工作队的来往渐渐少了。运动要结束的时候，一天晚上，老杨来到工作队的队部，他和我们说了点心里话。他说，每次运动开始，他都是积极分子，开会谈话忙里忙外，家里人说他“像穆桂英，阵阵落不下”，可运动搞着搞着就什么事也不找我了。就像一条破麻袋片，天冷了，没有像样的衣服就披上挡点风，天暖和了，有衣服了就把破麻袋片扔了。我就是工作队的一条破麻袋片，需要的时候披上，不需要的时候就扔了。 老杨走后，工作队吕队长说，老杨说的麻袋片的比喻还真是个普遍现象，这几年，运动一来，有些人就兴奋，就紧跟工作队忙上忙下，过去我们说这些人是“运动员”，可随着运动的深入，再加上农村搞运动时的积极分子往往不是生产上的“好把式”，人缘口碑都很差，渐渐的，在运动中，他们就消极沉默了。
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任何比喻都有错误，用破麻袋片比喻积极分子可能错误更大。但应该说破麻袋片现象反映了农村运动中，一些积极分子的问题，其一就是只要搞运动开始总需要有人打头阵敢冲锋，而开始敢于这样做的人往往受到器重，但他们当中良莠不分，运动的不断地深入又有一个自然淘汰的机制，总要有人出局。原因之二是，不管什么运动总有人想借运动达到自己私利的目的，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背离运动的轨道，最终被淘汰也就是必然了。
其实，积极分子中的“破麻袋片”现象岂止在农村，这是不断开展运动的衍生品。积极分子最终沦为用过弃之的破麻袋片是积极分子的悲哀。也反映了在各种运动中“运动人”的一面。
短命的领导班子
1966年4月底，运动结束，我们返回了部队。巧的是当年年底冬季征兵，我们部队的一部分兵员竟是来自绥棱县的。我还居然找到了一位来自津河大队的新兵，不过我们在津河时，他在县城读中学住在亲戚家。我从他那了解到，“工作队前脚走后脚生产队班子就垮了！”我们建立的竟是一个短命的班子，建立生产队领导班子是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深入群众反复酝酿人选，还把选拔干部的条件概括为：根正苗红，心里有群众；队长要能干，是个搂钱的耙子；会计要干净，是个装钱的匣子。按照这个标准组成的班子竟这样“弱不禁风”，问题出在哪？这位新兵说村里的人认为主要是班子中小姓的人多了一些。原来农村有一个普遍现象：一个自然村或一个生产队，总会有一两个姓氏的户数比较多，他们以姓氏组成复杂的亲戚圈。生产队中也还会混居着一些杂姓，他们户数少些。前者是大姓，后者是小姓。大姓中出来的干部具有“天然”的群众基础，小姓的干部群众基础就差些，如再遇到风吹草动（6月份以后文革之风渐渐刮到了农村），小姓干部说话就不灵了。这是班子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农村组建班子要考虑族姓这个实际问题。既要看干部的标准也要考虑族姓之间的平衡，大姓不能一统天下，小姓的人数要适当。毛泽东最了解此中的要义，中国革命星星之火是从各根据地烧起来的，所以毛泽东历来主张“承认山头，消灭山头”，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成功经验。
运动后的反思
有人说，历史是一盆黄河水，时间越久越清澈。我们这些当年参加过社教的人，都已是70多岁了。回顾那段实践，已少了些许感情色彩，多了些理性思考。
我们到社教点时，“桃园经验”已只字不提了，“23条”已取代了“前后10条”，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文件，运动性质已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简称为四清，神秘化的“扎根串连”，对干部打击面过宽的“一蹬二打三靠边”等一些左的作法也得到了纠正。当时，在绥棱工作团经常讲两句话：一是“不要一说有蚂蚁就到处是蚂蚁”，这句话好像是出自东北局的一个报告。二是工作团团长绥化地委左专员讲的“别看我姓左，我也有右”。这两句话就是强调对阶级斗争既不能草木皆兵又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进村也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富裕中贫困。黑土地上承载的是贫困的农村。无论是生产队还是群众都很贫穷。津河大队共4个自然村居然没有一处像样的房子，老百姓说都是“披头散发柱着棍，一到冬天就流眼泪”：当地全是草房子，风吹雨淋房顶苫的草七零八落，状似披头散发；房子大都东倒西歪，多用木棍支着；严寒的冬天，屋檐下到处可见冰溜子。
所以在当时农村突出的问题就是“瞒产私分”，所谓的“挖社会主义墙角”。黑龙江地广人稀，生产队究竟有多少地，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再加上翻地耕地时，对拖拉机手好吃好喝招待好，他在地头上多转两圈，几十亩地就出来了。少报土地数，少报粮食产量，少交公粮，瞒下的粮食私分，干部这种作法又是深得“民心”的！当然在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在人民生活半饥半饱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应是一项重要工作，黑龙江农村有“猫冬”的习俗，打完场交完公粮，就开始了三四月的“冬闲”，男女劳力都不干活了，东门出西门进，扯闲话，玩纸牌。其实，完全可以把劳力组织起来，多积农家肥，搞搞编织等副业，变冬闲为冬忙。
在一个生产大队集中了十几名干部，前后历时8个月，完全应该在帮助农村领导班子加强作风建设，改变黑龙江农村广种薄收粗放的耕作方式，提升深耕细作水平，改变农村经济贫穷落后上下功夫。当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这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农村的问题，但这总比搞“整人”的运动强。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只能在黑暗中行走。50年前的往事不应只成追忆，它应警示我们不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