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键词：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经济及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当前国情的必然选择。只有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国家才可能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才能够发挥出本国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入，开展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加，国际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国内外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汇率的波动将更趋频繁，这就导致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的企业数量和汇率风险头寸不断增加，涉外企业的经营管理受汇率波动影响的程度也日益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把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而经济安全事件属于社会安全事件。针对汇利率风险等63种风险，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进行全面管理，督促中央企业建立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培养和提升应对经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应急机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大多数涉外企业对于汇率风险管理的意识比较薄弱，风险监控体系缺失，汇率风险管理人才和经验匮乏，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汇率风险的状态，对于人民币汇率稍大的波动更是无助和无奈。通过对一些省市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没有主动防御汇率风险的意识，自认为企业只能被动接受由汇率波动所引起的利润变化[1]。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日常运营和发展。因此，企业亟需建立科学、合理的应急机制来应对这种困局。
随着汇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企业汇率风险应急管理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应急机制反映了系统各组成因素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通常表现为针对某一突发事件而制定的方案和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是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结合。综合近年来的研究，对应急机制经验和分项的研究较多，综合性的研究较少，尚未建立应急机制系统的结构模型[2]。因此，本文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方法对影响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的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为构建和完善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
基于应急管理过程视角，Haddow和Bullock[3]认为应急管理包括灾害发生前的准备、灾害响应以及自然或人为灾害发生后的支持和社会重建。加拿大政府制定的加拿大应急管理框架确定了应急管理的4大支柱及其相关内容，即预防和减灾、准备、应对和恢复[4]。王宏伟[5]认为可以从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的各个环节入手，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具体包括应急准备、预测预警、事件发生、应急反应、应急处置、扩大应急、应急结束和后期处置等8个方面。邵云飞[6]认为在突发事件发生前、中、后3个阶段中，指挥调度、资源保障、辅助决策、信息管理和处置实施这5大空间子系统都要给予支撑。
近年来，学者用解释结构模型研究了突发事件、地质灾害等应急管理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韩传峰[2]提出构建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系统包括预警机制、处置机制、信息机制、领导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善后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等8个要素，通过分析要素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确定了信息机制和领导机制要素的基础重要性。史丽萍[15]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获得了预测预警机制、应急预案管理等14项企业应急能力的关键要素指标，并确定了善后处理机制和事后恢复重建是企业应急能力结构要素中最直接的两个要素。
三、解释结构模型（ISM）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简称ISM），又称作ISM分析法，是美国华菲尔特教授为了研究规模大、结构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问题而开发的研究方法，现在已广泛应用于现代系统工程。ISM能够有效地把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复杂的关系转化为直接的、明确的结构关系，以便于理清模糊、混乱的思想。ISM主要是在分析系统各因素之间存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定性表示系统各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模型，把复杂要素进行结构化和层次化，最后，把系统要素之间的所有关系（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都用有向图表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最终得到影响系统的关键性要素，即根本要素。ISM方法主要包括以下4个部分。
（一）生成邻接矩阵
0，当Si对Sj没有关系时 。
（二）生成可达矩阵
得到邻接矩阵A后，再做邻接矩阵A与单位矩阵I的和运算，求得A+I。然后，对矩阵A+I进行幂运算，不过矩阵A+I幂运算必须以布尔代数运算为基础进行。当矩阵A+I进行幂运算满足式（1）的条件时停止，此时，计算得出一个正整数n。
此时，矩阵M=（A+I）n称为可达矩阵，它反映了要素之间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可达矩阵M的元素mij如果等于0，这说明要素Si对要素Sj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果等于1，这说明要素Si与要素Sj之间存在着可到达的路径，即要素Si对要素Sj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关系。
（三）各要素的级别分配
对可达矩阵M中的各要素Si分别求出可达集合P（Si）和先行集合Q（Si）：
Q（Si）={Sj|mji=1}（3）
P（Si）可以通过查找可达矩阵M的第i行上值为1的列对应的要素得到，而Q（Si）则是查找可达矩阵M的第i列上值为1的行对应的要素。再求出各要素集合L1，此时L1必须满足式（4）。
（四）生成层次结构图
四、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的构建
阶段影响因素指标编号直接影响指标
预防
预警
汇率风险监测及评估S5S6
预警决策系统S6S5、S8、S9
反应
控制
会商机制S10S11、S14、S15
止损机制S12S11、SS14、S15
恢复
善后处理机制S14S15
恢复计划S15S14
A=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0111111111111111
1011001101111111
1101001111111110
1110111110000000
0000010000000000
0000100110000000
0000000111111000
0000001011111000
0000001101111000
0000000000100110
0000000000011110
0000000000100110
0000000001110110
0000000000000010
0000000000000100
1111111111111110
M=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
0000111111111110
0000111111111110
0000001111111110
0000001111111110
0000001111111110
0000000001111110
0000000001111110
0000000001111110
0000000001111110
0000000000000110
0000000000000110
1111111111111111
（一）生成邻接矩阵
各个因素之间存在一种“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经过相关文献的参考归纳，对表1中的汇率风险应急机制中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判定，把两项关系的有无归纳成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A。
（二）生成可达矩阵
得到邻接矩阵A后，进行布尔代数运算处理后，得出可达矩阵M=（A+I）4≠（A+I）2≠（A+I），n=4。
S1
S5
N=S7
S10
S1411111
01111
00111
00011
00001
（三）各要素的级别分配
对可达矩阵N进行级别分配并建立重新排序的可达矩阵，就可以得到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的层次化可达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层次化的可达矩阵
S14、S1510000
S7、S8、S911100
S5、S611110
（四）生成层次结构图
图1 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
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图
第四层的汇率风险监测及评估（S5）、预警决策系统（S6）2个因素对第三层的应急信息沟通及反馈机制（S7）、指挥协调机制（S8）、决策支持（S9）3个因素有直接影响。通过对汇率波动的监测，评估汇率风险的大小，启动相对应级别的预警，为企业的应急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第三层的应急信息沟通及反馈机制（S7）、指挥协调机制（S8）、决策支持（S9）3个因素是中层影响因素，也是最关键因素之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快速的信息报告、通报和发布，以及统一的应急指挥、协调和决策，都直接影响上一层次要素的有效性和要素之间的网络联系。
五、结论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网络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因此企业在汇率风险应急管理中要注意综合权衡，不可偏废，必须注意有效、合理、协调地管理和控制各个阶段的因素，这样才能使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有效运行。
本文将汇率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和系统工程理论有机结合，把定性的影响因素合理地定量化，为企业汇率风险应急管理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此外，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也能给进一步确定各影响因素权重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2]韩传峰，刘亮.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应急机制系统分析[J].自然灾害学学报，2006，15（6）：154-158.
[3] HADDOW G D， BULLOCK J A.Introduce to emergency management[M].TX：Butterworth-Heinemann，2003.
[5]王宏伟.我国应急绩效评估的障碍与措施[J].中国减灾，2009（4）：24-25.
[8]赵兴民.突发自然灾害后的教育应急机制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害为例[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6）：151-158.
[9]王锐兰.政府应急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1）：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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